CNI長青的創始人都是東南亞華人，他們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愛國情懷，就是不忘中國“根”。CNI長青在馬六甲建設的雪邦黃金海岸國際旅游度假村記載了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航跡；CNI長青曾攜媒體代表與馬來西亞首相對華特使丹斯里黃家定互訪；接待馬來西亞總商會的成員來華調研；邀請著名學者于丹、易中天等為當地華人講授中華文化的活動，為促進中馬兩國的文化交流進行著不懈的努力，擔當了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文化交流的使者。所謂“歷史使人明智”，對CNI長青文化淵源的追溯，將把每一個熱愛中華文化的人帶入歷史的長河，體會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

 

 

　　今年7月15日在參加青島旭峰美術館舉行的“海上絲路藝術季——探索”開幕時，本刊記者參觀了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各國藝術家的近百件作品，并深深地感受到了海上絲路沿岸各國的藝術風貌和來自南洋異國風情的活力色彩。

　　中國總部設在青島的馬來西亞華人企業CNI長青參與并支持了此次藝術展，CNI長青大中華區總裁白鏡亮在開幕式上發表了講話，他表示：“藝術展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門，透過這扇門，我們可以探尋東南亞各國的歷史、人文、藝術面貌；透過這扇門，我們可以了解海上絲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對沿岸各國的積極影響。所以，我們今天的藝術展的意義必將是深遠的。身為馬來西亞華人企業，長青中國積極履行著企業社會責任，每年在許多省市開展慈善公益活動。我們愿意和各位來賓、各位藝術家攜起手來，為促進各國的文化交流，促進各國的民間交往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這段話令記者對CNI長青的印象很深刻，引導人們進一步了解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東南亞與鄭和下西洋之間的歷史淵源。追溯CNI長青國際集團的發展史，CNI長青國際集團是由多位東南亞華人企業家于20世紀80年代共同創立的。1993年進入中國香港，2009年開啟中國臺灣市場，2013年CNI長青中國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頒發的第41張直銷經營許可證，正式啟動在華直銷事業，也是第一家總部落戶青島的外資直銷企業。

　　提到青島，也許大家就會想到山東，想到山東就自然聯想到儒家文化，長青“以人為本”的原則、“天時、地利、人和”的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長青中國還一向熱心公益，樂于擔當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文化交流的使者。

　　長青曾攜媒體代表與馬來西亞首相對華特使丹斯里黃家定互訪；接待馬來西亞總商會的成員來華調研，邀請著名學者于丹、易中天等為當地華人講授中華文化的活動，為促進中馬兩國的文化交流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受到“扎根亞洲、放眼世界”的CNI長青的觸動，讓記者更加想要探究“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之間的交流”、追溯長青與中國文化及東南亞文化之間的淵源。

 

　　CNI長青的成長地馬來西亞的地域文化

　　馬來西亞歷史是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歷史的一個近代分支。從文化上和語言上一直到今天的馬來西亞與馬來群島沒有多少區別。出于外部的影響，這個地區今天分為六個國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汶萊和東帝汶。而CNI長青的成立過程簡單地來說是這樣的：1986年印度尼西亞CNI公司( Creative Network International）成立；1989年，馬來西亞長青公司（Forever Young）成立；1993年，印度尼西亞CNI和馬來西亞長青結盟，正式成立CNI長青國際集團，從此長青就是CNI，CNI就是長青。這樣具有厚重歷史的企業不得不讓人有極強的欲望去探究其歷史文化積淀。

馬來西亞在地理上位于重要的文化中心之間，在其西部是印度教的印度、伊斯蘭教的中東和基督教的歐洲，在其東北則是中國和日本。從印度、中東和歐洲去往中國的船只必須經過馬來西亞地區，而最直接的海路就是經過馬六甲海峽。因此馬來西亞自古是各個文化相交的地區，是重要的商路，這個地理位置為馬來西亞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同時也使得當地人一再淪入外國勢力的影響和支配。

 

　　馬來西亞獨立前馬來亞地區的歷史可以按照外界影響的主要因素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中從印度來的印度教文化占支配作用，從蘇門答臘起家的三佛齊是這個階段的頂峰階段，從7世紀至14世紀它統治著馬來文化的大部分地區。

　　第二階段從伊斯蘭教的到達開始。伊斯蘭教是于10世紀到達馬來亞地區的，并逐漸擴散到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的大多數地區。三佛齊王國（又作室利佛逝、佛逝、舊港）覆滅后這個地區分裂為眾多小的蘇丹國，其中最重要的是馬六甲蘇丹國。伊斯蘭文化對馬來人影響深刻，也受到馬來人的影響。

　　第三個階段是歐洲殖民勢力的入侵。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荷蘭和英國繼踵而至，建立了檳城和新加坡等基地。1824年的英荷條約分割英國與荷蘭在馬來亞地區的勢力圈，人為地將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分開，后來荷屬東印度成為印度尼西亞。

　　歐洲殖民勢力同時也引入了第四個影響勢力：為了滿足其殖民經濟的需要大量中國和印度勞工移居到英占馬來半島和北婆羅洲。中國和印度移民成為經濟和職業上的支配勢力，對當地的馬來人（祖先也是外來民族）造成巨大的威脅，馬來人甚至面臨在馬來半島上成為少數民族的危險。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領這個地區，給英國在東亞的勢力帶來致命的打擊。雖然日本占領的時期相當短，但是它激起了馬來亞和其它地區的反殖民民族主義。馬來人的民族主義又激起了華人的反對。華人怕馬來人和伊斯蘭教的支配地位，許多華人因此參加馬來亞共產黨。在英國軍方的強烈鎮壓和馬來人與華人政治領袖的協商退讓下共產黨暴動被撲滅，1957年獨立的、多民族的馬來亞聯合邦成立。

 

 

　　1963年英屬的新加坡和北婆羅洲加入聯邦，馬來亞更名為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克服了這個危機，也克服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沖突的危機，但其內部的矛盾導致了1969年的種族沖突。馬來西亞進入緊急狀態，政治生活和國民自由受到限制，這個措施維持至今。從1970年開始馬來西亞全國巫人（馬來人）統一機構在華人和印度人領袖的協助下組成國民陣線，在馬來西亞幾乎達到一黨制的地步。

　　在巫統的統治下馬來西亞經濟發展快速，1990年代幾乎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削弱政治上的不和，但也掩蓋了政治上權利轉向馬來人的趨勢。在巫統不停的統治下華人對經濟的壟斷和印度人對職業的壟斷皆被巫人有系統地以行政權力打破，馬來人的商業和職業階層建立。

 

　　從“海上絲綢之路”看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

　　此次CNI長青攜手“海上絲路藝術展”的主要目的是共筑東南亞文化交流平臺，這不由得讓人產生一系列的疑問：“海上絲綢之路”與東南亞在歷史上有什么樣的聯系？中國與東南亞有什么樣的歷史淵源？為什么華人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23%？CNI長青的企業文化與發展理念又受到中國文化的哪些影響？

　　從歷史考證的角度來分析“海上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發展情況。《漢書·地理志》記載的中西海上交通路線是早期的“海上絲綢之路”。根據朱杰勤教授的考證，當年漢武帝派遣外交使節及隨行商人出洋訪問東南亞和南亞的行程如下：從日南、徐聞、合浦出發，先后抵達都元國（今越南峴港）、邑盧設國（今泰國叻丕）、諶離國（今緬甸丹那沙林）、夫甘都盧國（今緬甸卑繆）、黃支國（今印度建志補羅）、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再從已程不國返航，在歸國途中，不再途徑馬來半島的克拉地峽陸路，而是經由馬六甲海峽，繞過馬來半島南端，到達皮宗（今越南平山），最后回到日南郡的象林界。上面所說的途徑馬來半島或經由馬來半島南端，顯然是經當今的馬來西亞的東馬和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從往返路程看，這條航線經過今日東南亞的多數國家。“海上絲綢之路”始于秦漢，興于唐朝，在明鄭和下西洋時達到高潮。CNI長青國際集團旗下的雪邦黃金海岸國際旅游度假村，所處的馬六甲海峽是溝通世界文明的航道，記載了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航跡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CNI長青國際集團旗下的雪邦黃金海岸國際旅游度假村的建設不但承載著本地經濟和世界文化的重任，而且傳承著鄭和下西洋的輝煌和促進各國民間友好交往的使命。

　　從中國與東南亞在歷史上互通有無的交流來看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歷史。《明史》記載：“三佛齊（存在于大巽他群島上的一個古代王國，在鼎盛時期，其勢力范圍包括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的大部分地區。唐宋兩代三佛齊王國多次來朝，明代時亦常來朝，明王朝也在此地設置過舊港宣慰使），古名干陀利。劉宋孝武帝時，常遣使奉貢。梁武帝時數至。宋名三佛齊，修貢不絕。”從史料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外交關系以及古代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可以說中國文化對東南亞的影響幾乎遍及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各個領域。例如，東南亞各國的語言中有相當多的漢語（尤其是方言）借詞這一事實，最能反映中國在精神文化方面對東南亞的影響。在馬來語中的漢語有1200 多個（其中閩南方言借詞約占90%）；泰語中的漢語借詞，每千字中至少有300 個；菲律賓學者指出，在他加祿語詞匯中，約有2%可能來自漢語。

　　從具體數字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之間的淵源。從人口普查的相關數據顯示，截止到2015年，馬來西亞總人口30638600人。其中馬來人56%，華人23%，印度人7.3%，其他種族0.7%。而在1957年，華人人口比例約為馬來西亞總人口的40%，雖然華人在馬來西亞人口比例呈下降趨勢，但是馬來西亞依然是世界上除中國和新加坡以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究其歷史淵源，唐朝時期就已有少量唐人南下馬來半島一帶進行商業活動, 但當時唐人主要是暫居經商，并無大量定居。到了明代，有大量叛軍和回民開始遷居南海一帶(即馬來群島)，再加上鄭和七下西洋期間,每次出使西洋的船隊龐大,人數均近3萬人,要歷時一年半以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些中國商人利用馬六甲的優良地理位置在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并移居馬六甲。華人大規模的南遷，是從鴉片戰爭后開始的，當時大清戰敗，中英簽署《南京條約》，大清承認國民前往海外謀生的權利，由于當時大英帝國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以開發馬來亞半島，大量的大清工人從大清輸入到馬來亞半島成為礦工、種植工人等。在蒸汽船使用后，大清子民南來的數量更是急劇上升。此時到來的大清移民人數已經大幅度超越早期的峇峇娘惹（大明國后裔，是中國人和馬來人結婚后所生的后代）。上述移民活動就是指長期以來大量中國人移居東南亞的過程，他們成了東南亞的華僑或華人，也成為了促進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主角，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今天的CNI長青集團，左手“刀叉文化”，右手“筷子文化”，一方面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汲取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創新中弘揚和發展中國文化。CNI長青的領導認為企業文化是企業生命的延續，堅持“以人為本，提倡先學做人、后學做事”，力求協助伙伴打造和諧的小康之家，建立伙伴愛心與信心推己及人的雙心工程，共同營造與伙伴共贏的事業承諾。CNI企業文化里的經營理念是以東西方結合的思維模式，對內，CNI長青采取嚴謹系統的管理規范；對外，是儒家思想以人為本的家庭價值觀及歸宿文化。CNI長青一直以來秉持著科學的發展觀，可持續發展、可協調發展、可全面發展及有意義發展。

 

　　從“鄭和下西洋”看東南亞華僑的崛起與發展

　　盡管明朝以前，東南亞華僑已經有了一定的基業，但是總的來說，還是屬于零星分散、帶有偶然性、冒險性，缺乏國家政府支持的情況。而到了明朝，鄭和的七次下西洋完全改變了東南亞華僑過去不安定的形勢。鄭和不但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位空前的航海探險家，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和軍事家，所以對東南亞地區來說，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對于東南亞的華僑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

　　鄭和七次下西洋，大批福建人士跟隨鄭和出使遠航。有些人到了東南亞各地，就沒有回來，成為當地新一代的華僑。

　　《明史·婆羅傳》載：“萬歷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今之文萊)，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競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何喬遠《名山藏》也記載：“娑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其國負山面海，而謹佛教。今王為閩人，隨鄭和至留其國者。其府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中所賜。夷人嫁娶請印印背上。”正因為鄭和下西洋之后，使大批的“閩人”來到婆羅洲定居，使婆羅洲逐漸形成了人數眾多的華僑群體，所以才有條件讓福建人做了“婆羅國”的“國王”。后來婆羅洲也就成為華僑在東南亞建基立業的一個重要的根據地。

　　鄭和下西洋的結果，是更多的中國人，特別是福建沿海各地人民大量遷往東南亞各地謀生，使東南亞的華僑群體數量大增。據《閩都記》載：“明永樂時福州商人赴麻喇國(馬六甲)者，有阮、芮、樸、樊、郝等姓氏，往麻喇國多年，娶番婦生子，率之返國。”莆田縣城關《林氏族譜》也記載該姓族人，于明永樂年間有到暹羅經商的史實。原福建汀州人謝文彬，昔年因販鹽下海，為大風飄人暹羅，改名美亞，遂仕其國，官至岳坤(岳坤，相當于中國的“學士”)據史金納《古代的暹羅華僑》一文中記載，16世紀時期，中國人在暹羅到處定居，到17世紀后半期的暹羅，至少有華僑10000人。當時在暹羅華僑聚居之處稱之為“奶街”(相當于以后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這些史實，都說明鄭和下西洋之后，東南亞各地的華僑群體在迅速地發展。明代何喬遠《名山藏》一書，也記載菲律賓(古稱“呂宋”)一地就有閩南商賈數萬人之眾。另一本書載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的華僑人數，在1571年是150人，至1588年增至10000人，至1590年，增至24000人，而至1603年已達到30000人之眾。

　　自從鄭和下西洋之后，的確在中國華僑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朱杰勤在《東南亞華僑史》一書中還提到：“據1613年伊里亞狄手繪的滿刺加(馬六甲)城市圖，在滿剌加河西北有‘中國村’(今吉寧仔街水仙門一帶)，漳州門及中國溪三地名，即華僑居留地。”在今馬六甲的三寶山，至今還保留著祖籍福建漳州的甲必丹鄭芳揚等倡建的閩人用于祭祖的青云亭和“青云亭碑記”。

　　明代的東南亞，實際上已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影響。當時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海上貿易控制權，一般都掌握在華僑手中，在東方和西方貿易的海路商運道上，航行的幾乎都是中國制造的遠洋航船。在明朝船隊支持下而崛起的馬六甲(滿剌加)，地處東西方海上交通的要沖，控制著馬六甲海峽。鄭和下西洋期間，在這里設立了“官廠”，作為中途候風轉航的交通中心站。鞏珍《西洋番國志》云：“中國下西洋船以此為外府，立擺柵墻垣，設四門更鼓樓，內又立重城，蓋造庫藏完備。”“將各國諸色錢糧通行打點裝封倉，停候五月中風信已順，結艦回還。”這就為馬六甲的海上貿易的發展加固了基礎。當時馬六甲的政府特設了一名官職叫沙班達爾，專由華商擔任。其職務是聯系和接待進出于馬六甲的外國商船、船長、管理海上貿易。沙斑達爾的經營和管理直接關系到當時貿易的盛衰。可見馬六甲政府對于華商的器重和信任。

　　鄭和下西洋以后，由于大量華僑涌入東南亞，并且受到東南亞土著居民的歡迎，華僑在當地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發展各種經濟作物的種植事業，促使了東南亞經濟的發展。

　　東南亞各國，對中國的商品非常喜愛。而這些商品，都是由華僑商人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從中國運過去的。華僑運往東南亞的商品，從王室所需的各種高檔消費品，到人民大眾的生活、生產所需的各種必需品，應有盡有。主要有絲綢、陶瓷、皮革、染料、木梳、雨傘、草席、家具、金銀器皿、錫、鉛、水銀、鐵鍋、銅線、錫制品、蜂蜜、花生、煙葉、茶葉、小麥、菜油、龍眼、荔枝、西瓜、筆、墨、紙、書籍等等，包羅萬象。這么多的商品，對東南亞的經濟和文化都有巨大的影響，促進了東南亞地區的資源開發利用，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東南亞社會的繁榮和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華僑在東南亞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把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傳播到東南亞各地。從而提高了當地的社會生產力。福爾蔓《菲律賓群島》云：“華僑工匠在菲律賓謀生過程中，除了自己的手工產品滿足當地日常需要外，還把當時中國某些先進生產技術傳授給菲律賓人。例如他們教會菲律賓人榨蔗制糖和煉鐵的方法。”此外，華僑還把種植水稻、水果、茶葉等農業園藝方面的廣泛知識傳授給東南亞的土著人民，大大地促進了整個東南亞社會的進步。

 

 

　　CNI長青情系中國“根”

　　東方文化以情動人，待人以真誠。作為CNI國際集團創始人高程祖博士的處世之道便是“以誠為本、以誠動人，為人處世皆和諧圓融”；公司企業文化的核心便是“誠心”和“信心”，稱之為“雙心”工程。我曾在一篇關于東南亞華人企業的成功之道的文章中看到這樣的總結，“東南亞華人的成功因素之一是“誠實守信”，因為華人企業深明信用之道，一方面是信用他人，另一方面是被人信用。凡是失去信用的人，生意注定失敗，能取信于人的企業才能得以長久發展。” CNI長青集團的快速發展正是得益于這種理念擁有了無限的潛力。

　　CNI長青企業創始人多是馬來西亞的華人，他們從小受到東、西方兩種文化的教育，把兩種文化形象地比喻為“筷子文化”和“刀叉文化”。他們從小就牢記自己身上流淌的是中華血脈，自己是炎黃子孫，根在中國，所以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愛國情懷。奉《周易》中所說的“天之所助也，順也；人之所助也，信也”，以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作為自己的信條。把誠心和信心作為公司文化的核心，稱之為“雙心”工程。經常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興業，福以德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及“授之于魚，不如授之以漁”等等，這些熟知能詳的中華民族的名人名言掛在嘴邊。

　　在東南亞的華人根據地區、方言、血緣、職業及教信仰等不同的原則組織會館。這些會館作為一種組織來滿足華人的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需求。目前在馬來西亞約有9000個華人社團,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市鎮都有華人社團的存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團除了代表民間與政府對話外，主要起到了推廣中華文化事業與支持華文教育的作用。在推廣中華文化方面，由各州中華大會堂輪流主辦全國華人文化節，于1985年成立的華社資料研究中心除了設立資料館保存華社的重要資料外，也會不定時的出版研究讀物和舉辦座談會；地方上的社團也為會員們開辦書法、繪畫、舞蹈等文藝班。在華文教育方面，自華僑于1819年在檳城建立第一家華教私塾“五福書院”開始，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已經有180多年的歷史。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傲然獨立并發展成為除中國大陸和臺港澳之外，海外規模最大、最為完善的教育體系，成為馬華社會的特色和驕傲。目前，中國在馬來西亞的留學生達到1萬多人，馬來西亞在華留學生也達到1000多人，他們成為促進中馬兩國合作交流和馬來西亞發展華文教育的有生力量。

　　CNI長青創辦人高程祖說：“我小的時候，中國和馬來西亞沒有邦交，對家鄉的印象就像水墨山水畫，淡淡的朦朧的神往”。正是有這種神往，一旦祖國改革開放以后，他就產生強烈地報效祖國的赤子情懷，到中國來投資，來建廠，把唐龍酒、蜂皇漿、蜂皇乳、靈芝、鹿茸等中國傳統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國外，把于丹、易中天等國學大師請到馬來西亞去講學，出資贊助華文學校，讓中華文化在企業中生根開花，并吸引在馬來西亞的外國僑民也來學習中華文化。正是他們這種赤子之心、中華情、以祖國為堅強后盾的信念，讓CNI長青走上了成功之道，并不斷創造更加輝煌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