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草案》對刑法的修正涉及刑法典分則第三、四、六、七、八共計五章的12種罪刑規范，內容關涉走私、危害金融、妨害稅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綁架和賄賂等犯罪，其中有的是對原個罪構成要件的修改，有的則是適當調整個罪的法定刑，還有的則是針對近年來群眾反映強烈、新出現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的犯罪化即增補新罪，等等。

　　2008年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了備受關注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應當說，本次出臺的《草案》亮點頗多，其中一些亮點更是引人注目。

　　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歷來是我國立法和司法的任務之一。為充分保護未成年人，促進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草案》第7條考慮到一些地方不法分子組織未成年人從事扒竊、詐騙、搶奪等違反治安管理活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秩序，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實際情況，在刑法典第262條之一后增加一條，將組織未成年人進行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等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的行為納入了刑法規制的視野。旨在有效地打擊這些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違法犯罪行為。

　　為了防范和打擊對國內生態環境保護造成嚴重隱患的逃避依法實施的境內動植物防疫、檢疫的行為，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促進國內生態環境的保護，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草案》第9條考慮到司法實踐中引發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的，不僅有逃避進出境動植物檢疫的行為，還有逃避依法實施的境內動植物防疫、檢疫的行為，故而對后一類造成嚴重危害的違法行為也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并且增加了本罪的危險犯。

　　民生問題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堅持民生為先，必須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這次《草案》的突出亮點之一就是關注民生，其不少內容事關改善民生和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切身利益問題。

　　如比較典型的是《草案》第6條，其在刑法典第253條后增加一條，規定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或者以竊取、收買等方法非法獲取上述信息，情節嚴重的，將追究刑事責任。應當說，增加這一條合乎時宜、十分必要。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網絡信息技術等的普及，公民個人信息被非法泄露和使用的情況時有發生，對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和個人隱私構成了嚴重威脅，追究這類情節嚴重的行為的刑事責任，體現了刑法關注民生和反映社會實際需要的正確導向，值得充分肯定。

　　再比如，對于近年來人民群眾反映十分強烈，不僅嚴重擾亂社會正常的經濟秩序，對商業誠信和社會倫理道德體系造成巨大破壞，而且還嚴重危及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建設的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的行為，《草案》第4條對此也作了積極回應，增加了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罪。

　　此外，對于金融領域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損害公眾投資者利益的“老鼠倉”行為，本次《草案》將其上升至追究刑事責任的高度，無疑有利于規范基金、證券行業，保護基民、股民的合法權益，從而更好地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等等。

　　概言之，這些修正都鮮明體現了《草案》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以及對民生訴求的積極回應，體現了民意，有力地彰顯了刑法的人文關懷理念。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確立的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應當堅持的基本刑事政策。這次《草案》打破了過去刑法修正過于強調擴大犯罪圈以及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慣例，注意入罪與出罪相結合、從嚴與從寬相協調，因而較好地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其中尤為值得稱道的是《草案》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中寬松一面的體現，例如《草案》第3條在刑法典第201條中增設了第4款，規定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納稅款和滯納金，并且接受行政處罰的，可不追究刑事責任。這樣就通過非犯罪化的處理方式適當縮小了偷稅罪的犯罪圈，在維護國家稅收利益的同時又對偷稅行為的犯罪化進行合理的限制，應當說這一修改是科學合理的。

　　此外，《草案》第5條考慮到司法實踐中綁架案件的復雜情況，對刑法典第239條規定的綁架罪的法定刑設置進行了調整，增加了從輕的法定刑量刑檔次，使得刑法對綁架罪這種嚴重犯罪的嚴厲懲治重中有輕、嚴中有寬，罪刑單位的設置更為科學，有利于按照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懲治綁架犯罪。這種注意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增補對犯罪的合理從寬處遇的立法特色，是以往刑法修正案所罕見的，因而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立法技術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法律的質量、法律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綜觀本次《草案》對刑法的修正，不難發現，其刑事立法技術水平相比于以往刑法修正案(草案)有了顯著的進步，反映出刑事立法技術漸趨成熟的特征和發展趨勢。

　　首先，從《草案》的文件來看，有立法工作機關負責人關于修法的系統說明，在《草案》條文后還附有“《草案》修改條文對照表”，修法理由和修法內容十分明晰，與以往刑法修正案(草案)相比，這顯然是一種進步。

　　其次，從《草案》的內容來看，不少條文的修改也可以反映出刑事立法技術的進步。以《草案》第3條為例，該條對偷稅罪中的具體偷稅手段用“欺騙、隱瞞”進行概括，并把“偷稅”改為“逃避繳納稅款”。同時對定罪量刑的具體數額作概括化表述，修改為“數額較大”、“數額巨大”。這一修改不僅使得刑法規范術語的表述更為妥當和精準，而且也大大增強了刑法相應條文的適用性和針對性，裨益于司法實踐，其科學性與合理性自不待言。

　　綜上，《草案》呈現出的上述諸多亮點，值得關注和充分肯定。《草案》增強了刑法的適用性、針對性、時代性和科學性，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