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察院研究室陳國慶：檢察機關如何進行司法解釋

　　刑法的適用是查處職務犯罪、批捕起訴的一個重要方面，作為加強對全國檢察機關指導的一個重要內容。高檢院有一個處是專門研究司法解釋的，每年都有司法解釋的計劃。大部分都是與最高法院共同研究，聯合制發。97年刑法修改以后，兩高的司法解釋，一年都在20件左右。目前，司法解釋在10件左右。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規定得不恰當，會在社會上激起很大的反響，特別是在網絡上。

　　我們主要是把握以下方面：一是按照中央要求，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特別是對一些輕微犯罪的處理，如何掌握打擊面。必須將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司法改革的一項內容。我們專門給中央提供一個報告，比如，對犯罪的規定，現在看來，對一些公訴案件，輕微案件，當事人和解的，被告人真誠認罪，被害人也諒解，能不能從輕處理？能不定罪的就不定罪？公訴案件能不能轉變觀念，包括故意殺人，有些就是鄰里糾紛、一時激情犯罪，能不能在處理上從輕一點。

　　二是，要注意服務大局。比如，中央提出查處商業賄賂的，我們就積極研究賄賂犯罪的問題。

　　關注民生。在一些偏遠農村，制銷假鹽、假藥特別嚴重。制造假藥犯罪每年有一百多萬起，但定罪的只有一百多件。原因在于什么叫制造假，有時界限不好把握。有的人認為，假藥中的成份就是淀粉，不會造成什么后果，但有的人認為會延誤治療。

　　三是，嚴格理解立法精神。無論是對比較重要的司法解釋，還是對比較小的批復，我們都要認真研究，征求多家意見。我們內部掌握一個原則，凡是內部有爭議的，暫時不發司法解釋。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我們的任務是準確執行國家的法律，司法解釋強調遵循立法本意，強調協商一致。

　　在刑事訴訟中有偽證罪，在民事訴訟中沒有偽證罪。如果在民事訴訟中，規定偽證罪是不是打擊面太大。

　　
　　四是，進一步規范司法解釋的計劃，根據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進行。特別注重征求地方機關的意見，凡是司法解釋，曹建明檢察長要求：要重視檢察委員會的作用，司法解釋要一條一條地匯報。

　　五是，注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做司法解釋時，要體現政策的指導作用。如，醫生開處方收回扣的問題，我們認為也要掌握刑事政策，醫生開處方拿回扣問題比較復雜，對這些問題要有標準，一定要在掌握刑事政策的基礎上進行。我個人的觀點，對醫生如果沒有特別的情節，主張慎用刑法，重點要放在醫院領導身上。

　　關于刑法中的定性、定量的問題。數額較大的，才能上一個量刑檔次。對一些經濟犯罪，都需要定一個量。刑法本身就是一個結構，沒有什么不對，但在實踐中比較機械。理想狀態是讓司法人員有能力、有權力來定案量刑，有一個自由裁量的權利。但我們國家的情況比較復雜，許多人反映司法解釋不及時，這個問題很復雜。我們一方面鼓勵司法人員發揮主動能動性，另一方面也要把握標準，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司法解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關于數額方面的，刑法中規定五千元就是犯罪，那么，為什么定五千，定一萬行不行，無法用科學來解釋。

　　現在的問題是有標準就不科學，科學了就不再標準。如，易制毒物品，數量究竟怎么定，如，硫酸、鹽酸，在實踐中許多企業都在使用。量刑標準定得太低了，擴大打擊面，量刑標準定得太高又不利于打擊犯罪。

　　其次，關于國家工作人員的理解。在查處職務犯罪時，經常要區分他是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同時，要查清他是不是利用職務。現在刑法規定，利用職務上便利，企業人員利用便利，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便利，是不是一個含義，還是不同含義。兩個利用職務上便利是否有區別？區別在什么地方。

　　在反腐敗公約中，收受不正當財物，與財產性的利益是不是相等的概念。在司法實踐中有不同的認識，如，收受房屋，沒有辦理產權登記是否構成受賄罪？反腐敗犯罪中作為與不作為，與其他犯罪中作為與不作為是不是有區別？

　　實踐中，司法解釋特別需要，但工作的難度是越來越大。凡是重要的司法解釋都召開專家學者論證會，征求地方司法機關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