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銷活動由于具有交易人員不穩定、交易場所不確定、交易行為不透明等特點，因而容易被利用，從而演化為欺詐性質的活動。借用直銷形式而進行欺詐性經營活動往往會引發社會生活的混亂。

　　在我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打著直銷旗號而進行欺詐性傳銷活動屢禁不止，嚴重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了直銷行業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更為嚴重的是，在中國各地由于傳銷活動而引發的違法犯罪活動，甚至是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具有極度政治敏感性的公眾話題。

　　正是因為直銷活動的獨特背景，各國立法者和行政當局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其視為一個特殊性行業而適用特別的監管法律規則，尤其是不約而同地通過制定法律規則來嚴厲打擊利用直銷名義進行的欺詐活動，而對于導致特別嚴重社會后果的犯罪行為，司法部門則可適用刑法予以最嚴厲的制裁。

　　傳銷行為定罪問題終有結果

　　在刑事制裁方面，我國1997年刑法典并沒有專門針對傳銷行為的罪名，為彌補這一缺漏，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3月29日《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中有如下的表述：“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實施上述犯罪，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同年6月9日，海南省瓊山市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一審判處兩名行為人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是我國法院在司法實踐中首次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從事傳銷和變相傳銷活動的犯罪行為。

　　但通過借用非法經營罪這一“口袋罪”條文的方式只是以一種最簡單的方式解決了傳銷行為的定罪問題，卻并沒有規定對于傳銷行為應當具體怎樣量刑，也沒有界定達到何種情節標準的傳銷行為可構成適用刑法制裁的犯罪行為，這給執法和司法部門的法律適用帶來了不小的難題。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9年2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其中增加了一條組織、領導傳銷的罪名，具體內容是：“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從刑法理論上來說，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組織、領導傳銷這一犯罪行為的同時，還觸犯了刑法的其他條文(比如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的規定)，則法院應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對行為人進行定罪處罰。

　　傳銷入罪彰顯基本法律原則

　　從社會反應來看，此次將傳銷行為入罪的刑法修正案得到了普遍的積極評價。由于傳銷行為的性質多樣，其中部分行為的性質在法律上迄今還是很模糊的。在這種狀況下，刑法對傳銷行為進行準確定罪反映了我國直銷行業的法律規范體系已經達到了相對完善的水平。另一方面，此次刑法修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彰顯了“罪刑法定”的基本法律原則，一方面提高了公眾對其行為遭到刑事制裁的可預見性，以防止國家權力的肆意濫用；另一方面對司法者來說也是明確了刑法規則適用的主體和行為對象以及具體的量刑標準。

　　當然，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刑法修正案(七)的規定有可能放縱了某些傳銷行為，換句話說，刑法的制裁范圍過于狹窄了。例如，刑法修正案的并沒有覆蓋到“團隊計酬”模式的傳銷活動；將組織、領導的對象僅僅界定為傳銷活動，使得設立傳銷組織的行為只能被作為預備犯予以制裁，而無法視其為刑法上的實行行為，這實際上縮小了刑法對傳銷行為的制裁力度；而誘騙、脅迫、介紹他人參加傳銷的行為并沒有被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等。對上述意見，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進一步地探討予以完善。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黃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