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基層選舉近日拉開了帷幕，“十八大”從此將逐漸走向中國輿論的中心位置。它對中國各級政府的工作，包括對中國經濟運行的微妙影響都將逐漸顯現。

　　近日，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基層選舉拉開了帷幕。

　　“十八大”這個被中共黨內及中國社會已經議論很久的話題，從此將逐漸走向中國輿論的中心位置。

　　它對中國各級政府的工作，包括對中國經濟運行的微妙影響都將逐漸顯現；甚至對當今世界來說，它的準備、召開和成果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動向之一。

　　而代表的選舉是它要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11月2日，中組部負責人就做好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有關問題接受新華社采訪，詳細解釋了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所涉的各項內容。

　　“以往類似的文件都是在黨內或組織系統內部先傳達，吹吹風，這次面向社會公布，而且還說得這么詳細，這是第一次。”

　　因代表選舉工作“關乎十八大能否順利召開，乃至會上通過的決議能否真正代表民意”，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將此次黨代會選舉要求、程序的公開視為“黨內民主的進步”。

　　差額選舉比例日漸擴大

　　11月1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對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通知中明確提出：“選舉產生出席黨的十八大代表，差額選舉的比例應多于15%。”

　　對照十七大時的相關表述，上一次的相關文件中提出要按照“不少于15%的差額比例”。

　　這個比例，十六大時規定的差額是10%。

　　有黨建專家表示：“從‘不少于’到‘應多于’，表述上略有變化，一方面是強調了擴大黨內民主的努力，同時也體現出執政黨在自身改革時的謹慎。”

　　“差額選舉是民主的主要體現，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民意的更加尊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

　　今年3月14日，在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當中實行了差額選舉。”

　　差額選舉黨代表，差額比例由10%擴大到15%，老人對這一變化贊不絕口：“黨代表選舉開始有了競爭，黨員們也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

　　1953年選舉法沒有明確規定是等額選舉還是差額選舉。當年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的《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層選舉委員會提到選舉大會上的代表候選人名額，一般應與當選代表人數相等。

　　這種等額選舉制度，突出的特點是“上邊提名單，下邊畫圈圈”，選民并沒有更多選擇的余地。

　　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新的選舉法。其中將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被視為一大亮點。

　　1990年，《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暫行條例》發布，隨后，《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選舉工作條例》通過，規定就黨的地方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而言，部分黨內職務要實行差額選舉。

　　這是將差額選舉引入黨內選舉。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適當擴大差額推薦和差額選舉的范圍和比例。

　　3年后，在中共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預選，預選采用差額選舉辦法，差額比例在百分之八以上。

　　普通黨員比例近三分之一

　　中組部負責人表示，本次十八大代表名額為2270名，由全國40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這兩個數據，均較十七大有所增加。

　　資料顯示，自中共十二大以來，歷屆黨代會代表數量均呈逐年遞增趨勢。從十二大到十七大，代表人數分別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

　　十七大的代表人數是2220人，是從全國38個選舉單位的7000多萬名黨員中選出來的，比上一屆大會的代表人數多了100人。

　　雖然基層代表的數量在增加，官員仍占了代表的絕大部分。

　　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認為，過去的代表比例結構，領導干部占70%至80%，很容易使“黨員代表大會”變成“黨員領導干部代表大會”，或各方面各部門領導干部的工作會議，“那樣的構成有違‘黨員代表大會’的本意”。

　　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表示，十八大代表選舉在結構比例上要做到“兩增兩減”、“一個提高”。

　　“兩增兩減”是指，省區市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代表中，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所占比例從十七大時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別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黨員領導干部所占比例從十七大時的一般不超過70%，分別減少為一般不超過68%。

　　據此，普通黨員人數將接近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一。

　　“一個提高”是指，工人黨員代表比例要在十七大的基礎上有較大幅度提高，其中省區市工人黨員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達到本省區市代表總數的10%，中央企業系統(在京)的工人黨員代表數要明顯增加。

　　有黨建專家表示，增大工人黨員的比例與《黨章》的相關規定是密切吻合的，“畢竟中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這個群體應該是其最大的群眾基礎”。

　　而強調要“有適當數量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工人”，則被上述專家解讀為：“針對了現在所存在的現實情況而制定的。”

　　目前，民營企業是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主力軍”，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其中黨員占了相當比例。然而，民營企業也普遍缺少黨的基層組織的建設。

　　除此之外，隨著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在這些同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就業的人口比例也在增加。

　　“提高一線代表的比例，可以更好地反映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意見和要求，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專家這樣認為。

　　人事變動傳遞信號

　　十八大的重頭戲是高層領導換屆。不過在十八大之前，地方層面的人事布局早已全面展開。全國16省區黨政一把手變動，共有78位省部級高官履新，涉及各大機關部委的首長。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十七大以后，干部人事調整就開始了，而今年頻繁的干部人事調動和用人新舉措，主要是為“十二五”做人事儲備，也是為十八大培養后備力量。

　　從目前調整的情況來看，干部年輕化趨向進一步凸顯。除少數地方外，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黨政一把手絕大多數為“50后”官員，“60后”則逐漸嶄露頭角。

　　事實上，隨著年齡的更替，近年來中央已經作出幾輪人事調整。“40后”官員已經逐步退出各省市黨政主要領導崗位。

　　截至目前，在任的“40后”省委書記只有1948年出生的江西省委書記蘇榮、1947年出生的甘肅省委書記陸浩、1947年出生的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1946年出生的河北省委書記張云川以及4個直轄市市委書記，后者均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此外，干部交流的趨勢也很明顯。

　　“在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中，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交流都十分明顯，對于交流制度的落實以及多層面交流的體現也十分徹底。”

　　楊建順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指出，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透露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就是要通過交流體現干部機制的活力。

　　對于新近一輪的地方人事調整，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的人事變動呈現三大特點，其中最根本的還是年齡。

　　一般來說，部級以下的領導都是65歲以下，部級以上可以適當放寬。對于省委書記來說，在十八大以后年齡不能超過65歲。

　　竹立家認為，人事調整還得考慮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未來十年，中國將以社會建設為中心，因此對公共政策、社會趨勢比較熟悉的會有優勢。

　　“中國正處于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多發階段，貧富差距加大，腐敗現象突出，懂得社會治理將是必須。具體說來，法律、管理、經濟等文科背景將會越來越被看重，這和以前重理工科背景有所差別。”竹立家說。

　　對此，葉篤初另有一番理解。他認為，各省黨委的換屆安排，將體現中央有關“五湖四海”思想的最新設計。

　　他指出，由于中國未來十年將面臨新形勢，“五湖四海”選人用人思想，將突破簡單的地域概念，凸顯在本次換屆跨越中央、地方、行業及高校之間的“3D版”深層人事安排，最終達到主要領導干部具有“多項全能”經驗、素質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