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北京，“投資10萬回收103萬”，制造這個發財神話的女“慈善家”張田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受審，她被控向78名被害人集資詐騙人民幣828.1萬元。東方IC供圖

 

　　近年來，正當慈善事業發展如火如荼之際，假借慈善名義進行非法集資、傳銷的騙局時有發生。當真正的公益機構正面臨著籌款難人才缺的困難局面之時，非法組織卻披著偽慈善的外衣招搖撞騙、牟利驚人。從日前在北京開審的張田案，到山東曝光的“集善家園”案，不一而足。

　　公眾辨識能力不足以及防范意識薄弱，是此類非法組織衍生的溫床。“公眾在識別這類（傳銷）組織本質的時候，不要看其外表包裝，一定要從行為特點上加以判斷：是否通過收取入門費獲取資格，是否發展下線推廣人員組成層級關系，是否存在多層次計酬方式。”中國反傳銷志愿者聯盟會長鄒凌波為市民支招。

　　專家指出，除了相關法律制度的滯后以及監管機構的缺位外，假慈善橫行，暴露出目前中國慈善環境與公益理念上的諸多缺失。

 

　　行騙，以“善”的名義

　　“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7月18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現年57歲的“慈善家”張田，情緒激動地質問檢察官：“怎么能把一個慈善家送上法庭？”

　　個頭不高、頭發花白、身穿號服的她還不忘笑著向旁聽席上的親朋好友揮手打招呼。臺下，12名“愛心大使”、張田家人、員工及一些同行紛紛起立，高呼“張田加油”。

　　聯合國“國際科學與和平周”特別貢獻獎、中華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希臘“阿特米斯女神獎”……“慈善家張田”的事跡和報道有證可循，其所獲獎項也令人眼花繚亂。以至于她二度被指控非法集資，成為被告時，仍有人堅信她被誤判。

　　據檢察機關查明，張田自2004年開始，在蒙古國成立了世界和平慈善基金總會。這一總會在國內沒有經過任何備案審批程序，便以“促進人類和平”為宗旨，以深圳為中心在國內開展活動。她以一個名為“敬老都”的項目，和為該項目募款的“世界和諧慈善大會”，通過發展下線的方式吸收“愛心大使”加入其名下的基金會，承諾投資10萬元入會可獲103萬元，并免費入住“敬老都”。

　　“愛心大使”們的所有資金，都進入張田的個人賬戶，并與她自己的個人資產完全混同，收支完全沒有明確賬目。在公安機關核實的賬目中，張田賬面上的資金，至少有180萬元用于購房，1000萬元用于理財。張田承認這些錢做過與慈善無關的事。

　　截至2008年，她共向78名受害人募集人民幣828.1萬元。“愛心大使”一度達到2000人，過賬資金高達2億元。

　　無獨有偶，8月5日，據山東廣播電視臺公共頻道《民生直通車》報道，在煙臺有一個名叫“集善家園”的機構，只要交1830塊錢，就可以成為其會員。會員身份滿三個月后，生病可以報銷。如果介紹他人入會還可以拿到提成，多勞多得。

　　實際上，“集善家園”只是名字與公益組織相似。雖然中殘聯和央視每年都舉辦一個晚會，叫“集善嘉年華”，旗下并沒有任何組織叫“集善家園”。“集善家園”的網站主頁全名為北京集善家園文化發展中心，該網站的IC P備案單位性質一欄寫的是“企業”。

　　中國殘疾人聯合協會旗下有一個中殘聯基金會，但和上述報道中的“中殘聯慈善基地公益賬號”也只是名字相像而已。

　　目前，“集善家園”案件還在進一步調查中。據其微博透露，截至7月底，“集善家園”已經吸納了全國近1萬名會員加入。

 

　　監管的灰色地帶

　　與注冊為企業的“集善家園”相比，注冊為國外基金會的張田一案的集資手段更為隱蔽。

　　“對境外基金會在國內開展活動，目前我們國家沒有相應的法規監管，目前只能靠公眾舉報才能發現。”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表示，由于境外基金會如果沒有在本地登記備案的話，民政部門無法掌握機構信息，無法進行監管。

　　在管理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制度長期缺位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在實踐中發展出一種對在華國際N G O“不承認、不取締、不干預”的三不政策。具體內容是：中國政府不承認在華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地位，不取締已來華活動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也不干涉它們的內部事務，但它們不得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或社會穩定。

　　在這樣的法律灰色地帶中，境外基金會在境內從事的“公益活動”，既沒有合法性的保障，也很可能規避相關部門的監督。鄧國勝分析，張田恰恰利用了境外注冊的不明朗政策，和與各國政要的合影、媒體的正面報道經歷，掩蓋了合法性的不足。

　　長期研究境外在華N G O的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韓俊魁指出，基金和基金會、捐贈和投資不可混為一談。作為捐贈人，對基金會的捐款屬于捐贈行為，與基金的投資行為是兩碼事。捐贈人的捐贈行為即便獲得相應的榮譽稱號，也不可以從中獲取回報。

　　因此，張田所承諾的“投資10萬元入會可獲103萬元”其實屬于基金投資行為，不符合基金會的相關規定。

　　韓俊魁在調研中發現，境外基金會在境內以“公益”為名圈錢的案例在很多地方也有發生，都是當事人舉報后才進入法律程序。“1989年國務院頒布的《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以及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都沒有涉外內容。”他表示，這類的欺詐案例越來越多，也迫切需要民政部門將境外基金會納入管理范圍之內。

 

　　傳銷，借偽慈善還魂

　　百度搜索“張田”，顯示的是“中國著名慈善家”，履歷中有各地政府和中華慈善總會等頒發的各種頭銜和獎項，甚至有文章稱其為“慈善大鱷”。她與各地政要的合影，以及主流媒體的宣傳報道，都為她所創辦的“世界和平慈善基金總會”披上了公信力的光環。

　　“張田事件暴露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益頒獎的泛濫，評獎機構沒有經過嚴謹縝密的考核評估，評獎標準也很混亂。通過跟某領導人合影、各種獎項，偽慈善便可披上合法的外衣，獲得公眾信任。”鄧國勝指出，對于評獎機構和各種獎項，也需要政府加強監管和規范。

　　除此之外，鄧國勝表示，公眾教育也同樣重要。無論是張田事件還是“集善家園”，都是以養老和醫保為由進行非法募資。由于社會保障的缺乏，醫療和養老問題本身存在巨大社會需求，詐騙機構恰恰是利用了公眾的心理弱點。在募集資金的策略上，這兩起案件都是通過繳納一定費用成為會員，發展下線的方式擴大會員，其實質都是傳銷。

　　“這類組織稱不上公益組織，雖然會做一些公益活動，但都屬于公關和包裝，其實質是傳銷的資金游戲。”中國反傳銷志愿者聯盟會長鄒凌波告訴記者，近些年來，傳銷組織呈現出不斷變異的趨勢，更具迷惑性。

　　“與以往限制人身自由的傳銷不同，現在很多傳銷組織都具備合法登記注冊手續，一般以公司名義出現，欺騙性和誘惑性更強。它們借助互聯網載體發展，有些也從事一定的公益活動，獲得過主流媒體的正面報道，躲避打擊能力比較強。這類傳銷的受害人群也開始由社會中下層向高收入、高學歷、高地位的人群轉變。”鄒凌波說。

　　雖然早在2005年我國就頒布了《禁止傳銷條例》，近些年來有關部門也對傳銷組織進行了嚴厲打擊和查處，但傳銷問題仍然得不到有效解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打擊過程中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公眾對這些新型的傳銷組織沒有系統性的認知。

　　“很多人加入這類組織時都會以為是造福社會的偉大事業，接受了傳銷的洗腦，哪怕他們只做了一件公益的事情都會相信。”鄒凌波特別提醒，公眾在識別這類組織本質的時候，不要看其外表包裝，一定要從行為特點上加以判斷：是否通過收取入門費獲取資格，是否發展下線推廣人員組成層級關系，是否存在多層次計酬方式。

 

　　行業危機與機遇

　　“公益”詐騙案件頻發，也恰恰反映出公益行業規范與公信力的缺失。

　　“現在是中國慈善發展關鍵節點，特別是去年郭美美事件出現之后，詐騙案使得原本脆弱的慈善組織更加不堪一擊。在危機面前，更重要的是慈善機構本身怎樣提升公信力，樹立品牌，讓公眾知道什么機構可信。”鄧國勝說，“換句話講，為什么公眾那么容易上當受騙，也是因為不知道哪些機構是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也曾有一段公益丑聞的爆發期，少數慈善機構私吞給難民的捐款打擊了捐贈者的信心，最終喚起了行業內的自律，第三方機構開始對所有慈善機構進行評估。成立于1918年的“全國慈善信息局”便是由一些民間組織的管理者、學者、律師、會計師聯合發起，通過定期發布公益組織的評審結果，對公益機構進行排名，引導公眾的捐贈和信任。

　　在國內，捐贈者對于公益組織的評估并不重視，許多公益機構的評估報告也都是應付捐贈者的應景之作。據韓俊魁介紹，第三方評估應包括財務評估和項目評估，而且是從事公益活動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一般來說，財務可以交給專業的審計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進行審計，公益組織有義務告訴捐款人捐款的去向；項目評估則通過第三方專業的評估工具和方法進行整體評價，包括項目成本、過程、效果產出和存在的不足，以便為捐款人的選擇提供依據。

　　“第三方評估機構非常重要。公眾無法辨別公益機構的好壞與真假，也是因為信息獲取渠道的缺失。”鄧國勝表示，“危機可以轉化為機遇，但中國人往往很健忘，類似的公益詐騙發生之后，如果指望時間來消磨大家的記憶，整個行業就會喪失改革的動力。”

　　“公益行業處于一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魚龍混雜，行業內也比較浮躁。我們往往盯著外界的頭銜和稱呼，而忽視了事實本身，混淆了外界光環和組織自身的公信力。”韓俊魁指出。

　　許多受害者仍深陷于張田本人的光環之中，庭審后甚至還表示：“張田生活簡樸，拿著我們的錢也沒有揮霍，都做了好事。”韓俊魁提醒，作為捐款人，應當理性看待慈善，首先要判斷機構資質，比如是否具備養老和醫療保險的職能，不能因為加了“全球”、“世界”的名號就輕易相信；其次要看機構的公信力、財務的透明度以及服務的專業性。

　　“公募慈善剛剛興起，公眾缺乏教育。應急性捐款比較多，普遍捐贈和日常捐贈在慢慢成長，這需要一個過程。公眾對公益機構的法律地位，信息披露、信息公開的義務，以及內部治理結構和運作，甚至公益組織的分類都不夠了解，所以導致這樣盲目的捐贈行為。”韓俊魁說，媒體、學者以及第三方評估機構有責任告訴公眾，當前的政策模糊地帶以及潛在風險。

　　公益詐騙的背后，反映出現階段慈善環境的魚龍混雜和理性慈善的缺失。鄧國勝表示，避免這些騙局的發生，最終還是需要政府、行業組織、媒體以及公眾的共同努力。

 

　　專家訪談

　　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公開透明是治病良方

　　面對“公益”幌子之下的形形色色的騙局，公眾應該保持一種什么樣的理性態度？而政府部門、媒體和民間組織又該各自承擔怎樣的監督責任？8月9日，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在接受南都專訪時指出，公開透明是是一劑良藥。而基金會中心網所致力于建設的，正是一個行業信息披露的平臺。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你對張田事件和集善家園如何定性？

　　程剛：很顯然，就是詐騙。

　　南都：目前借養老、醫保之名圈錢的事件越來越多，而且信眾特別多；相反，許多真正做公益的機構卻籌不到錢。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程剛：我們目前的社會保障系統還存在缺失，養老、醫保等公共服務還不健全，離公眾的需求有差距，公眾也搞不清楚，為這些人提供了詐騙的空間。而且，政府也提倡全社會一起來解決社會保障問題，也給公眾造成混淆，有人便得以用公益名義詐騙。

　　至于公益機構籌資，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公益機構要籌款，本身要大眾化，讓公眾知道公益機構的存在和價值。200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組織還是呈現了大發展。

　　南都：對于那些境外注冊、境內圈錢的機構，目前我國還存在哪些監管漏洞？

　　程剛：有很多境外組織在境內活動，大多數沒有備案，我始終覺得這是政府部門行政缺位。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境外機構到中國來肯定要按中國的法律法規行事。我們呼吁政府部門在這方面加大監管力度。到底是做公益還是圈錢、詐騙？因為沒有備案，也沒有納入到監管范圍，這些組織的行為都變成了自由行為，公眾難免會質疑。

　　南都：公益獎項的濫頒也造成了公眾辨識度的下降。

　　程剛：不僅是公益獎項泛濫，中國各種獎項都特別多。上世紀90年代經濟開始大發展，經濟社會的獎項多，隨著市場經濟的競爭，慢慢人們能弄清楚一些。社會組織領域步其后塵，獎項也特別多，從政府部門開始，到一些機構，都熱衷于設獎、頒獎。這么多獎，一聽都是很大的名頭，公眾怎么識別？我個人對公益獎項有很大的看法，包括中華慈善獎等等，每年都要頒獎，有那么多個人和項目，我覺得有點多，不夠精，頒獎變成了常態。當然，這也說明社會組織和公民社會充滿了浮躁的現象，很多人熱衷于有個名頭、獎項。我主張由媒體來頒獎、盤點，這是媒體的責任。

　　南都：“公益”詐騙案件頻發，給公益行業以及基金會管理帶來哪些警示？

　　程剛：中國本身有《基金會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來規范基金會的行為，但還是有這么多非法的現象。我認為，公益機構更應該公開透明。公益、公益機構和公眾的關系目前還有距離，公益機構和公眾還不夠密切，被切割開來。公益機構按照自己的使命去做自己擅長的事情，可能公眾還不太了解，那么公益機構就應該在公開透明這方面做得更好。

　　南都：要杜絕此類事件發生，政府、民間組織和媒體各應承擔哪些責任？

　　程剛：如果說社會保障系統比較完善，借養老、醫療詐騙就沒有空間了。如果政府的監管比較到位，從立法、行政到問責成為一個體系，那么類似的境外注冊組織的違法行為就難以生存。我覺得政府監管部門的信息公開透明如果做得好，公眾可以很簡單地查閱境外組織的合法性，就能降低被騙的可能性。其次，公益機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最后，媒體要講社會責任，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亂世”當中，媒體應該站在中間，搭建平臺，傳遞正確的價值和導向；報道不能僅停留于表面，而要深挖其根源。

 

　　鏈接

　　2012年“公益”詐騙案件

　　全國健康扶貧工程服務中心

　　今年5月，央視曝光一個名為“全國健康扶貧工程服務中心”的機構利用一款無效藥物騙取病人每次上萬的藥費。“全國健康扶貧工程”和中國初級衛生保健基金會聯合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推出的“中國健康扶貧工程”只差一字，自稱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腫瘤癌癥防治等專項扶貧救助的相關工作，免費看病�；颊呃U納一萬元錢后，可從該服務中心拿到高科技基因信息藥物。然而患者病情并無好轉，錢早已打水漂。除此之外，還采取提成方式吸引患者，通過患者介紹患者銷售藥物進行圈錢。

　　愛聯國際

　　愛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自稱是一家集愛心慈善助學，聯盟自主創業，團體觀光旅游，基金理財管理等業務于一體“慈善事業的綜合性服務機構”。要成為愛聯國際的“愛心使者”，首先得交1100元，每介紹兩人入會，就會“獲得800元創業基金”。該組織聲稱愛心使者獲得的所有創業基金需要樂捐善款5%用于慈善愛心公益事業，由公司代扣和暫為保管。達到400元以上的捐助數額后由每位愛心使者提供當地需要資助的貧困學生資料，公司審核后，直接將善款匯入學生賬戶。其運營模式完全屬于傳銷行為。

　　中華學生愛眼工程

　　今年央視315晚會曝光中華學生愛眼工程涉嫌借助公益慈善行為，以捐贈卡的方式進行商業牟利行為。中華學生愛眼工程在全國有上百個工作站，號稱公益組織，計劃要用十年時間使全國學生近視發病率下降30%.實際上卻是通過賣眼鏡片吸引眼鏡店加盟，加盟后的眼鏡店將原本30元的鏡架以129元的價格賣給學生。該機構在香港注冊為中華學生愛眼工程促進會有限公司，宣傳冊則打著“中國初級衛生保健基金會”主管的旗號，更名為“中華學生愛眼工程促進會”。

 

　　他山之石

　　不同國家的慈善監督機制

 

　　美國多重監管機制

　　1獨立評估機構

　　較有影響的獨立評估機構有成立于1912年的“更好事務局委員會”所屬的公益咨詢服務部、成立于1918年的“全國慈善信息局”和成立于1912年的“福音教會財務責任委員會”。2001年，“更好事務局委員會”與“全國慈善信息局”合并為“BBB明智的捐贈聯盟”。

　　2自律系統

　　一般慈善機構都有一套嚴格的程序規范項目申請、款項撥付及運營費用的預算等，任何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機構查閱其賬目。此外，美國還設有行業自律系統，“慈善導航”是美國最大的專門給慈善組織評級的網站，也是一家非營利機構。

　　3稅務監督

　　包括慈善機構在內的所有組織，每年都必須向國家稅務局上報年度財務報表，要求提供的信息十分詳細，包括慈善機構前5名收入最高的成員名單以及與所有董事會成員有關的金融交易記錄。任何人都有權向免稅機構要求查看它們的原始申請文件及前3年稅表。

 

　　英國行政監管模式

　　在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方面，英國采用的是“行政監管模式”。1992年新《慈善法》明確規定，公眾中的任何成員只要交付一定合理的費用，就有權獲得慈善組織的年度賬目和財務報告。對于公益性非營利組織來說，公眾對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亞于上市公司。

 

　　德國公信力決定捐款

　　德國為了規范慈善機構的運作，設有社會福利問題中央研究所（D ZI）和天主教聯盟兩家獨立機構，負責監督善款的使用情況。D ZI的監督也不具有法律強制性，而是建立在自身公信力的基礎上，向通過其審查的社會福利組織和慈善組織頒發“捐助徽章”，由此認證這些組織具備募捐資質。獲得其“捐助徽章”的組織比未獲認證的組織更受公眾信賴，自然也更容易得到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