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論與現代政治格格不入，是政治運作宮廷化、暗箱化、權力不見陽光的產物，是非民主政治的通病。

　　陽謀論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長期盛行，“陽謀文化”成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礎。傳銷騙局正是充分利用了這一點，輕易擊退了社會上下十余年來“打傳”的努力。

　　2011年8月中旬以來，廣西來賓等地異常猖獗的傳銷引起廣泛關注，這些傳銷者動輒萬人聚集、公然在市政府、公安局門口聚集。媒體曝光后，公安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最高領導都做出批示，打擊傳銷專項行動再次登場。在抓獲傳銷分子九百多人后，浩浩蕩蕩的傳銷隊伍正撤離廣西，據報道，來賓、南寧等地的火車站的離站人流因此猛增數倍。

　　這樣的場景并不陌生，對傳銷的掃蕩式打擊多次上演，但歷年“打傳”的經驗告訴我們，傳銷很難從此終結。

　　1998年國務院10號文件全面禁止傳銷。十幾年來，國家各有關部門大力打擊，媒體對其危害性大力宣傳，傳銷卻屢打不絕：今日之傳銷隊伍已不乏大學生、研究生等高學歷人員；許多被解救者對有關部門的解救行動極為抵觸，他們痛哭流涕，痛斥解救行動毀了其光明前程；許多人千里迢迢去解救親人，但一與傳銷團伙接觸，卻很快變成狂熱的傳銷分子……諸種荒謬絕倫之事，在神州大地，在光天化日下，連篇累牘地上演，實在令人困惑：傳銷何以有如此魔力？

　　近年來，針對不斷進化、升級的傳銷活動，“反傳銷協會”、“傳銷康復中心”等公益組織積極介入，一些媒體、作家深入調查，許多曾經的傳銷受害者主動現身說法，專家學者們開展一系列研究，這些努力使我們對傳銷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以解開上述謎團。

　　一個基本答案就是，傳銷的魔力，在于它不僅是一種騙術，一個“非法集資、攜款潛逃”的騙局；它更像邪教，是一種帶有很強的宗教、意識形態色彩的精巧、嚴密的洗腦術。這種洗腦術之所以如此成功，正因為它與當下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心理十分契合，猶如一款犀利的病毒軟件，輕易突破國人的心理防火墻，侵入到人們的思想觀念系統，篡改系統，使系統按照它的設計運轉，實現非常“完美”的洗腦。

　　當下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心理基礎是傳銷活動賴以生存、壯大的肥沃土壤。這種土壤不被改變，傳銷就難以禁絕。下面我們將依據近年來出現的有關傳銷的一些調查紀錄、親歷報告，來分析傳銷為什么是一種帶有邪教性質的洗腦術，以及這種“邪教”由此興起的文化心理基礎。

 

 

　　一場造就“新人”的革命

　　“洗腦”是精神控制的一種形象說法，其目的就是全面改變、控制一個人，使被洗腦者淪為操縱者的工具。被洗腦者不僅是被動的工具，他可以去對他人進行洗腦，將洗腦程序無限地復制下去。事實上，一切宗教、意識形態都謀求全面改造一個人。傳銷在這一點上與之非常相似。

　　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宗教，向來是窮人與受壓迫者的福音，傳銷團伙吸收的對象也主要是農民、下崗工人、退休人員、剛畢業的大學生等“弱勢群體”：“這么好的行業，我們窮人翻身就指望這個了！”在傳銷者口中，“行業”是神圣的字眼，“行業”就是他們的上帝、大救星。

　　宗教講“奇跡”，傳銷也大講“奇跡”：“你不相信奇跡，但奇跡就在你身邊”。宗教講“見證”，傳銷叫“分享成功經驗”。教會有一套由各級主教、牧師組成的教階制度，傳銷也有一套等級嚴明的干部隊伍擔任組織、布道工作（上課），“課堂”就是集中布道的場所。宗教都有自己的圣典，如“福音書”等等，傳銷也有其圣典。

　　作家慕容雪村在其親歷傳銷后寫成的紀實作品《中國，少了一味藥》中講道，傳銷者每天要做的一項重要功課就是抄、讀那份文辭粗陋、錯字連篇的《業務洽談》：“一個字都不能抄錯，連標點符號都不能錯！為什么，我告訴你，《業務洽談》四千二百九十五個字，每個字都有它的含義，每個標點符號都有它的道理！你錯一個字、錯一個標點符號，意義可就完全不同了！”傳銷團伙中還經常開展煞有介事的“整風”：“只要你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們是交心的行業。”宗教有成佛登仙的美好愿景，傳銷者管這叫“上平臺”。傳銷者中流傳的說法是：上平臺那天，會有數輛奔馳或寶馬來把自己接走，所有人都投來羨慕的目光，像崇拜大明星一樣，對自己高聲尖叫。

　　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一個重要特點是口號盛行，傳銷團伙中也盛行各種口號。一切思想觀念都被標語化、口號化，比如“四大快”、“五大保障”、“六大殺手”、“十二心態”、“三多三寶”等等。而實際上，所有口號、標語的實質就是將一種哲學、思想刪略、簡化，使其庸俗化、教條化，以便傳播，動員群眾，口號的大量出現正是一種有活力的思想淪為教條化意識形態的重要標志。被洗腦后的傳銷者，頭腦中充滿口號。這些口號的作用，正如密爾所說，只是把人心僵化、硬化起來，并像一名監守心靈的哨兵一樣，阻擋任何其他鮮活的信念、思想進入。

　　宗教性的組織形式，加上信息隔離、言論控制、高強度的宣傳攻勢，以及運用“找平衡感”、“提生存危機”、“提自信”、“提激情”等一整套心理操控術，成員之間互相監督、感染，一個個“新人”就誕生了。

　　絕大多數傳銷者入伙后精神面貌會煥然一新，覺今是而昨非，人生一下子找到了方向。湖北青年王浩根據自己半年多的傳銷經歷，寫成《傳銷洗腦實錄》一書，里面記錄了某傳銷者的肺腑之言：

　　“以前的我是個結巴……很多人看不起我……別人發給我的工資比當初承諾的要少，我卻因為膽怯和結巴，不敢找人爭辯。在社會底層，我過得很難受。可是在這里，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找回了自信。只有在這里，我才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他們主動把講故事、講課的機會給了我，讓我得到了鍛煉……”

　　傳銷團伙中嚴明的紀律、高強度的勵志操練使挫敗感很重的底層民眾一時斗志昂揚、精神煥發。團伙的組織管理也相當“人性化”。通常每一套房子住十幾個成員，被稱為一個“家庭”，成員之間倡導熱情待人，感恩敬業，杜絕酗酒、賭博、吸毒、偷竊等一切壞毛病。

　　很多傳銷組織號稱有18種好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人幫人”。在這種氛圍中，社會上飽受欺凌的弱勢群體極易找到尊重感、歸屬感。

　　社會生態的叢林化、過度貧富分化、道德失范，正是傳銷興起的重要根源。

　　披著政治化外衣的傳銷話語

　　傳銷話語體系具有強烈的泛政治化色彩，把本與政治無關的東西都扯到政治上來，以政治的概念術語、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來對待這些問題。

　　中國是世界上中央集權傳統最深厚的國家，兩千多年來，政治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強大的主導力，社會完全從屬于政治，獨立于政治的市民社會遲遲不能真正形成。這導致中國人在對待經濟、科技、藝術、教育、體育等一切問題時都有強烈的政治本位意識，離開政治思維模式就無法理解這些問題。

　　泛政治化現象在傳銷話語中有典型體現。比如傳銷組織中廣泛流傳的《生活經營管理二十條》的第一條：“每位業務員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關心他人、大公無私、樹立勇為他人做奉獻的精神，認真做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風貌，……”第十一條：“各級業務員要把上級的會議精神不折不扣地及時傳達到位，一級抓一級，層層抓好。”這完全是模仿政治文件的口氣、敘事方式。

　　傳銷團伙有個眾口一詞的說法，認為傳銷是國家暗中支持的一個新生事物，是國家為對抗國外企業入侵、應對WTO、保護民族經濟等等特地引進、扶植的，因而不但合法，還肩負著救國救民的偉大、神圣的使命。廣西的傳銷組織中廣泛流傳這樣的荒唐說法，說是鳳凰衛視曾這樣報道他們：

　　“在祖國的大陸上，正發生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一支不穿軍裝的部隊，一所沒有圍墻的大學，一個打造百萬富翁的搖籃，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有志之士，他們在媒體的掩護下，忍辱負重，積極運作，默默構筑著祖國的經濟長城。”

　　他們還有鼻子有眼地杜撰出傳銷（他們稱之為連鎖銷售、資本運作、網絡營銷、人際網絡、電子商務、直復加盟等等）是原經貿部長某某1998年5月12日從新加坡（或美國）引進的，以及1998年國家在“青島會議”上制定出“十六字方針”等等。對“十六字方針”的具體內容，各團伙的說法有所不同，有的是“允許存在、鼓勵發展、低調宣傳、規范試點”，有的是“允許存在、限制發展、低調宣傳、嚴格管理”等等。

　　除了這些大致的共性外，不同地區的傳銷組織還附會上一些有各自地域特色的說法，如陜西的會說其所從事的“行業”是國家為支持西部大開發而特地引進的，東北的會說是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河南的會說是支持中部崛起，廣西的會說是為了開發北部灣等等。廣西的傳銷群體中曾廣泛流傳一條短信：“上海東方早報頭條：國家投資廣西五萬個億，打造七千萬個百萬富翁”。

　　經過這樣一番泛政治化的論證、包裝，“傳銷意識形態”精確地契入每個缺乏現代政治社會觀念、只會以集權政治的思維方式看待一切的從業者的意識深處。

　　中國特色的“陽謀論”

　　傳銷話語中非常吊詭的就是“陽謀論”的泛濫，集中表現在他們關于國家“暗中支持”、“宏觀調控”的說法。

　　十余年來，國家對傳銷大力打擊，媒體猛烈揭批，這些事實顯然與傳銷團伙所說的“國家支持”相矛盾。但這種矛盾并未給他們造成多少障礙，反而成為他們進一步行騙的借口：國家支持是“暗中”支持，并不明說；而有關部門的打擊、媒體的報道，其實是國家對這個行業的“宏觀調控”。

　　至于國家為什么要“暗中”支持，他們有多種說法。比如，傳銷雖是中國民族經濟崛起的希望，但WTO不允許中國搞，中國為了鉆WTO的空子，就暗中搞，公開大張旗鼓的打擊是“做做樣子給外國人看”；傳銷是國家給改革開放以來沒有發財的農民、窮人的一次翻身的機會，因而要靠窮人之間互現轉告，如果國家公開宣傳，說有這么一個行業投入幾千可以賺到幾百上千萬，數錢數到手抽筋，那所有人都會趨之若鶩，這不但違背了國家的初衷，還會造成社會混亂；國家打擊是為了本行業的健康發展，目的是要淘汰那些膽小怕事的人，媒體的負面報道是“狼”，有狼存在，兔子（傳銷者）要經常奔跑，因而保持良好的體魄，反而能生機勃勃等等。

　　打傳行動中，“網頭”極難抓到，抓到的基本都是下層人員，傳銷的受害者，達不到犯罪的程度，一般在說服教育幾小時后就被放了。這正成為他們堅信“國家支持，宏觀調控”的鐵證：“如果我們真犯了法，為什么不抓我們去坐牢？這不是宏觀調控又是什么？”這樣，他們很快又回到“傳銷第一線”。這就是“國家打擊反而成了行騙的借口”。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吊詭局面？這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礎，是中國政治長期以來“陽謀”盛行的結果。政治中的陽謀論，主要表現就是權力為了達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種欺騙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殺手，可以“釣魚”、“引蛇出洞”，可以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當然，這種“目的”被宣稱是利國利民的，否則就是“陰謀”。

　　陽謀論的流行有非常惡劣的后果，就是社會中喪失一切有公信力的話語。一切明言的東西皆不可信，“暗中”都可有其他解釋。因為是“暗中”，所以存在無限種可能，怎么解釋都行。這時公權力機關的各種辟謠、聲明都無濟于事，反而會被視為新“陽謀”。“陽謀”正是這樣一個“自我毀滅的怪圈”。

　　有現代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公開性是現代政治的根本原則，公共事務的公開化、透明化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根本不同之處。在現代憲政民主國家，政府指示媒體大量發布欺騙民眾的信息，又在暗中做相反的事，這是駭人聽聞的，這樣的事一旦曝光，必致政府下臺。陽謀論與現代政治格格不入，是政治運作宮廷化、暗箱化、權力不見陽光的產物，是非民主政治的通病。

　　陽謀論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長期盛行，“陽謀文化”成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礎。傳銷騙局正是充分利用了這一點，輕易擊退了社會上下十余年來“打傳”的努力。

　　出路何在？

　　傳銷是一種帶有邪教性質的組織性犯罪，不僅使廣大受害者的財產蒙受重大損失，而且對其心靈造成深刻、長久的毒害。傳銷絕非疥癬之疾。如上文分析，傳銷大肆興風作浪，有深厚的社會事實基礎與文化心理基礎。因而，要消滅傳銷，不能僅靠工商、公安等部門一陣風式的“打傳”行動，消滅其賴以生存、壯大的土壤，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消除過度的貧富分化，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民眾獲得生活上的安全感；要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使民眾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能夠獲得基本的尊重，從而對社會產生歸屬感；還要使廣大民眾逐步具備現代政治觀念，提升公權力的公信力，培育其他有公信力的社會力量，才能使傳銷組織“宏觀調控”式的詭辯、蠱惑無機可乘等等。

　　這些正是目前改革開放面臨的根本問題。解決上述問題，是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然而，這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