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公司雖然每年能拿到很多政府的財政補貼，但我還是要為中小企業說句話，在技術創新中，真正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科研院所和高校。”目前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的武慶還有一個身份，他是保羅生物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羅生物”）總裁。

　　作為一名民營企業家，武慶對目前國家科研經費的分配政策并不滿意。他告訴本報記者，我國的財政補貼主要面向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只有大約15%的補貼面向高新技術企業，但并不是每一家企業都有能力和條件與國家相關科研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況且大部分科研院所都建在大城市，偏遠地區的企業只能是靠自己。

　　“因為我本身畢業于中國科學院，所以有機會接觸很多科研項目，并獲得技術支撐，但并不是所有民營企業都有這樣的機會。”武慶坦言，每年參加評審的項目不少，但很多企業最終鎩羽而歸。

　　由于武慶研究的方向是科技政策，因此讓他有機會對中國與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科技政策作出詳細的比較。

　　美國和加拿大政府支持企業做科研，都是采用稅前列支的方式。武慶介紹，美國企業的科研經費是從前一年的銷售額中提前列支，這個比例是10%。他拿總部位于美國的杜邦公司舉例。杜邦公司2012年銷售額達到300億美元，這就是說有30億美元是企業可以提前列支的，但是這筆款項只能用來購買儀器設備和用作科研經費，政府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對這筆款項進行嚴格的監控。

　　“加拿大的科技企業除了享受稅前列支外，還可以拿到政府的科研經費返還。”武慶說，這極大減輕了企業的科研負擔。大筆科研資金留在企業，相關部門同時會做好監管，企業老板如果把資金挪作他用去買豪宅、買游艇，監管部門除了要追回資金，還要收取高額的滯納金。

　　與美國和加拿大都不同，中國鼓勵企業投入科研經費是采取加計扣除的方式。“通俗地說，就是按照你去年的科研經費支出，乘以一定的系數，比如150%，我們把這部分列支出去，而不是按照銷售額補貼。”

　　在武慶看來，這樣容易造成問題，很多企業的科研經費越來越少，這個額度就會很明顯變少。他表示，申請加計扣除的企業，可能只有10%能順利通過，因為申報情況與當年的政府稅收有明顯關系，“如果當年的稅收完成的好，企業的彈性就比較大，如果當年政府財政吃緊，申報通過就比較困難。”

　　對于民營企業如何與科研院所或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武慶有著自己的經驗。以往科研院所把項目專利賣給企業后，就不再與項目有任何關系，但對企業來說，它只是拿到這個專利，自己的技術力量很難以支撐做深度開發，很難轉化成生產力。于是，武慶采取了長期合作的方式，企業與科研院所合作3年，在未來可以預期的條件下，協商好利益分配比例，企業把未來的利益返還給科研院所和科學家。

　　當然，這樣做會有風險，所以武慶很注重做好評估工作。保羅生物在北京市科協的幫助下還專門成立了一個院士工作站，“所有需要我們資助的項目，都需要通過院士工作站的專家進行測試和評估，這樣我們的決策就更加合理。”

　　武慶介紹，對進入工作站的項目公司還有持續的考核，此后還有年度的評審，每年都會根據院士工作站所出的報告調整經費投入，科學家不能很好地投入精力的項目，公司就可能第二年就不再投資。除了院士工作站的專家，武慶還會邀請銀行家、工業企業負責人從另一個角度審核項目，保證項目的先進性。

　　雖然保羅生物經過10年的發展，擁有先進的微生物發酵工藝技術改良、中下游發酵產物分離純化及功能微生物分子育種等技術，擁有自己的功能菌種資源庫，但武慶仍然呼吁政府加大對產業扶持的力度。他表示，這些項目的產業化進程的加速發展還是需要政策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