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上午，央視對東莞市部分酒店經營色情業的情況進行了報道。9日下午，東莞市委、市政府迅速召開會議，統一部署全市查處行動。東莞市從下午開始，共出動6525名警力對全市所有桑拿、浴足以及娛樂場所同時進行檢查，并針對節目曝光的多處涉黃場所進行清查抓捕。在東莞國安酒店，警方查處了多對涉嫌賣淫嫖娼的人員。（《中國新聞網》1月10日）

　　央視報道之后，東莞色情行業再度引發外界關注。作為有名的世界工廠之地，東莞的色情業的泛濫，固然跟其產業承接、區域定位和特殊背景有很大關系，但根本上還取決于地方治理的曖昧態度，以及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取向。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東莞的色情業也絕非一天就如此泛濫成災。作為名聲在外的“性都”，其色情業名聲早成公認的事實，以至于成為一張地方的新名片，何以地方政府會失聰失明，讓其滋生蔓延而造成今天的現實？

　　盡管色情行業的非與非罪，合理與不合理，法與非法存在爭議，但在法律和道德的層面上卻被禁止，“掃黃打非”已然成為國家行動。在一輪又一輪的集中整治中，為何東莞的色情業依然安之若素，甚至發展壯大？2010年，東莞地下色情行業經理人表示，在東莞大概有10多萬的小姐數量。整個地下色情業和其直接、間接的關聯產業，每年產生接近400億元左右的經濟效益，而東莞的GDP為3700億元。10多年間，大大小小的整治行動在東莞多次開展，歷次掃黃行動中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績，可運動戰一過，地下色情服務又卷土重來，甚至較此前更為猖獗，直至一次新的更大規模的掃黃行動被逼著展開。

　　究竟是“保護性打擊”還是“應付式治理”，確實值得進行“不看廣告看療效”的拷問。堅挺的色情行業背后，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治理態度，才是最需要解讀的關鍵所在。

　　一度以來，對于廣西傳銷打而不絕，中國反傳銷協會負責人一語道破天機：當地經濟能從中受益，大量外地人擁入能拉動經濟發展。當地一些官員也承認，正是因為將其當成一個產業來做，才使傳銷等違法行為完全失控。從食品監管中的“執法為利”，到交警管理的“放水養魚”，到治理超載的“合法漂白”，再到環境保護中的“衣食父母”，“權力經濟”和“執法經濟”在一些地方和領域已經成為通行模式，并最終表現為地方保護主義。前不久，廣東毒品“第一大村”被清剿，在這個有著14000多人的村莊，兩成多村民從事冰毒制造，村黨支部書記和副書記均涉嫌帶頭制毒。然而，在光天化日下，在法治社會里，一個“制毒村”竟然能招搖“成長”，其背后的教訓需要持續反思。從根本上講，還是在地方保護主義之下，與地方黨政不作為有著直接關系，以至于養虎為患。

　　相比于安全、毒品和色情本身來說，地方保護主義下的行政不作為才最值得警惕。要對色情行業形成持續的打擊，要讓其得到根本的治理，最關鍵的，還得通過剛性的行政問責和績效考核，打破地方保護的慣性和行政執行的惰性，使其真正發揮“治理者”而不是“保護者”的角色。如此，“性都”東莞的形象才會真正得到扭轉，地方治理的成效也才經得起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