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以下稱“《通知》”），意味著國家開始真正地審視區塊鏈數字貨幣所帶來的金融風險。

　　拋開《通知》警惕的金融風險，若干經營者以經營區塊鏈數字貨幣業務為名義，采用非法傳銷的手段經營區塊鏈數字貨幣業務，騙取參與人財物。筆者團隊通過真實案例介紹利用區塊鏈數字貨幣開展非法傳銷活動的典型模式，以提醒潛在參與人注意財物損失的風險。

 

　　使用“虛擬貨幣”偽裝

　　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被告人李某在中國香港創辦某科技有限公司，創建虛假的虛擬貨幣“暗黑幣”投資，借助真正暗黑幣的名聲及價值進行宣傳，以此方式引誘并不斷發展會員，制作了“暗黑幣”交易網站，并對深圳辦公地點進行負責和管理，掌控該公司利用“暗黑幣”交易網站經營的所有資金。

　　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網絡平臺無任何實體經營活動，以高額返利為誘餌，由全國各個地區的負責人及會員通過宣傳、上課、介紹等方式不斷發展下線，以投資虛擬貨幣“暗黑幣”為名，要求參與者繳納不同級別的“暗黑幣”礦機租賃費用，即門檻費的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每一名會員下線分為三條線（即三個區）的順序組成固定的層級，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返利依據，并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并通過出售虛擬貨幣“暗黑幣”的方式直接獲利。該傳銷組織的新會員按購買賬號不同分為三個級別：V1、V3、V9，分別需要1000、3000、9000個暗黑幣，費用按照暗黑幣的實時價格與幣數相乘（對應的賬號金額約為1.5萬、4.5萬、13.5萬元人民幣）。

　　該傳銷組織的計酬方式分為靜態收益和動態收益。靜態收益即所謂的挖礦收入，由網站系統每兩小時按照會員賬號的級別進行暗黑幣靜態分配。該公司網站系統將三個區內的會員靜態分配暗黑幣數量分別相加作為該區的總體業績，按照總和的多少依次分為大區、中區和小區，每兩個小時進行一次動態分派。其中大區業績不獎勵，不同賬號級別的會員中區、小區的動態收益分別按不同比例進行分配，另外每一個賬號動態獎勵還實行階梯式分配規則。該公司通過舉辦啟動大會及各種活動，在網絡進行大力宣傳，以互聯網為平臺針對中國大陸地區大肆發展會員。截至2015年3月19日，“暗黑幣”傳銷組織在全國各地累計已注冊會員賬號34365個，涉案金額近15億元。

 

　　實則屬于傳銷

　　法院經審理認為，某公司“暗黑幣”本身不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不具有商品屬性，也不是網絡虛擬貨幣。所謂的“暗黑幣”雖然可以通過注冊新會員、會員之間及會員與公司間轉讓變現，但作為載體的“暗黑幣”僅是一種轉讓標記符號，是計算返利數額的工具，沒有任何銷售商品的特征及屬性。會員在某公司中的返利來源除參加者注冊會員繳納的會員費外并無其他來源，如想持續得到返利必須不斷發展他人注冊新會員。會員所謂靜態收益來源于會員自己繳納的會員費及下線會員繳納的會員費，動態收益均來自于下線繳納的會員費，某公司的經營其實質均是以投資所謂的虛擬貨幣“暗黑幣”的名義，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獲得加入資格，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固定層級，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和返利依據，顯然屬于傳銷組織，只不過是使用了“虛擬貨幣”的形式，將上述計酬和返利以分期支付方法進行發放，更具有欺騙性和隱蔽性而已。

　　筆者團隊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筆者團隊認為，傳銷行為的本質是一種合同詐騙行為。因為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了合同詐騙罪，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規定在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中，因此，盡管兩罪量刑不同，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立法目的上屬于合同詐騙行為一種派生類別。故認定組織、領導傳銷行為應當結合本罪的立法目的，考察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被害人財物。本案中，被告人的行為顯然可以被上述立法目的規制，故可以被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