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4日訊，勞動節假期前一周，一場在鳥巢開大會的騙局成為全國的頭條社會新聞：數以千計的中老年人從全國各地涌向鳥巢，只因他們所在的“慈善富民會”微信群宣稱，只需繳納10元錢的胸牌和會議組織費，就能領到5萬元，來回路費食宿也有人安排報銷，而這些錢，全部來自已解凍的海外“民族資產”。

　　而人在北京的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早就接到過這些受害人家屬的求助。“每天都不知道要接到多少個電話，微信群里無助的子女也在一直給我們提供信息。”

　　民族大業、解凍民族資產類騙局被定性為詐騙，但其中卻融入了傳銷的一些典型手段，如洗腦、話術等，這使得受害人難以清醒，甚至因此與子女勢同水火。

 

　　老騙局坑老人 子女很難做

　　“其實民族大業、解凍民族資產這個騙局，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只不過那時候的傳播速度沒有現在這么快。”李旭告訴北京晚報記者，在他小的時候，以換元寶、解凍為名目挨家挨戶進行“串聯”的騙局就已經存在，“現在有了互聯網，不用再挨家挨戶地上門發展人了，在微信群里就能做這個事情。”

　　借助互聯網與社交軟件的普及，老騙局以超過以往千倍萬倍的速度傳播，不計其數的中老年人陷入其中。

　　“民族大業類騙局，受害者群體選擇得非常成功。老年人基本都是比較空虛和無聊，老年人自己就會想要抱團取暖、發揮余熱。而老年人同時對互聯網很外行，他們對各種文件、照片的辨別能力很差，容易受騙。”李旭說，由于民族大業都是幾塊錢幾十塊錢這種細水長流的騙法，忙于工作的子女不可能每天都去查父母的微信聊天記錄或者賬戶，所以很難發覺父母被騙。

　　當子女發現父母受騙后，能采取的手段也很少。“如果是子女被騙，父母可以把手機摔了切斷聯系，但那是父母啊，子女處于弱勢地位，他們能怎么辦呢?”李旭表示，囿于孝道，很多子女難以對父母采取強硬措施。

　　“他們通過微信聯系，子女沒收手機老人反應會很強烈，很多子女下不了這個狠心，萬一父母情緒激動、一下子承受不住過去了怎么辦呢?”

　　“他們的子女向我們求助，我們也很難辦。”李旭是中國反傳銷領域最著名的人物，十多年來一直組織志愿者對陷入傳銷組織的受害者進行解救與反洗腦，“因為受害人也沒有被限制人身自由，不需要解救，它主要是思想控制。”

　　而這種思想控制的手段，則隱藏著李旭所熟悉的傳銷的影子。

 

　　組織與話術：學自傳銷

　　經過周密的前期安排，公安部打掉了慈善富民總部犯罪團伙，抓獲陳玉英、陳春雨、李娜等31名犯罪嫌疑人。

　　李旭認為，將慈善富民犯罪團伙的行為定性為詐騙，是非常恰當的，但不可忽略的是，此類犯罪并非單純的詐騙，而是已經發展為傳銷和詐騙的雜交體。

　　學習傳銷的第一點，就是洗腦，也即思想控制。“每天群里兄弟姊妹相稱，進行升國旗、唱國歌等儀式化的程序，發各種偽造的公文、紅頭文件、領導人發言，營造一種真的在做一項事業的氣氛。”李旭告訴北京晚報記者，像李克強總理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習近平總書記的“中國夢”，全都被騙子歪曲為對民族大業的支持。

　　學習傳銷的第二點，是發展成員的方式。“還是靠人拉人，如果你拉進來人了，給你發個幾塊錢的小紅包，這不是嚴格的傳銷式上下線關系，但是是類似的。”

　　學習傳銷的第三點，則是永遠駁不倒的話術，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宏觀調控”：這個行業太好了，如果所有人都來做，沒人種地，國家就要亂了，所以國家就得進行“宏觀調控”，公安假裝打擊、媒體假裝曝光，實際是為了維持行業的穩定。

　　“所以為什么要選鳥巢，選一個別的地方，誰也不會管你的。”李旭向記者解釋道，選擇鳥巢這么大的一個目標，公安機關就一定會打擊，而這個打擊行為就會被騙子解釋為“宏觀調控”：“五萬也不用發了，騙局也可以繼續了。”

　　而當詐騙披上傳銷外衣后，其犯罪成本會大大降低：“詐騙5000塊錢就可以立案，但組織領導傳銷罪的立案要求就高得多，要有更多受害者證言、要有完善的證據鏈條，如果公安機關判斷不當，這打擊起來就更難了。”

 

　　進群后 更多騙局等著你

　　“只要你加進微信群，就有無數的騙局在等著你。”李旭告訴北京晚報記者，在民族大業類騙局的微信群中，不止解凍民族資產這一個騙局，管理員時不時地就會發出一些投資項目，誘導受害者投資。

　　“這就是一個連環騙的平臺，管理員會給你介紹一些五行幣、虛擬貨幣、原始股、消費返利、慈善養老、慈善互助之類的投資項目，而這些投資項目實際上是網絡傳銷。”

　　李旭表示，近幾年，傳統傳銷向網絡傳銷轉變、并與其它犯罪形式進行結合成為一個顯著的特征，“傳統傳銷的開支太大，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普及之后，傳統傳銷的頭目就開始通過網絡和微信群操盤，因為手段都是一樣的，所以只需要復制到網上來就可以了，然后再跟詐騙、非法集資、龐氏騙局等犯罪進行合流。”

　　比如微商，也成為網絡傳銷的新花樣，不管是賣面膜還是賣衣服，其本質仍然是囤貨(繳納入門費)、發展下線、返利，“很多微商都通過曬假單、假流水的方式去發展下線，再傳授給下線做假單、假流水的方法，其實根本沒人買。”

　　相比于傳統傳銷，網絡傳銷開支小、傳播速度快、證據也更容易銷毀。“有很多子女潛入微信群里去舉報‘炸群’，管理員發現之后馬上把微信群解散了，證據就全部沒有了。”

　　并且，民族大業類微信群還會收集受害者的個人信息，包括證件照、身份證、銀行卡、手機號等，不僅會讓騙子方便地聯系到受害人、不利家屬切斷聯系，還方便了下一步的精準詐騙。

　　“這個群有人來炸，我馬上解散，只要有你手機號，我馬上就能再建起一個新群來。而且這些個人信息賣給其他的詐騙團伙后，以后就能點對點地進行詐騙了。”

 

　　反洗腦很難 必須打預防針

　　傳銷，詐騙，以及二者的結合，其內核都很簡單，但手段卻是越來越“高明”。

　　“無論如何巧立名目，網絡傳銷仍具備傳銷的三個基本特征：繳納入門費、上下線關系和層層返利。”李旭表示，這都是一眼能看穿的，很多人在剛接觸時抱著質疑的態度，但接觸時間一長，就容易失去判斷力，“環境可以造就人，這就是為什么傳統傳銷要把人帶到異地、與社會隔離。”

　　“一旦洗腦成功后，受害人就會停止接收外界的信息了，因為他們已經認為，所有對這個事業不好的信息，不管是公安打擊還是媒體曝光，都是‘宏觀調控’了。”

　　李旭告訴北京晚報記者，要把受害者的這種思維矯正過來，難度非常大：“受害人的子女咨詢我怎么辦，我說就是切斷聯系，手機號換掉，或者把手機換回老年機，但一般子女很難做到。”

　　李旭認為，最好的方法仍然是防患于未然。“子女要多給老人多一些關注，隨時給老人打預防針，給老人講一講案例，在老人被騙子洗腦之前，先給老人植入防范意識。”

　　除此之外，執法部門的打擊力度也應該提高。“現在詐騙、傳銷的違法成本還是太低了，很多子女收集了證據去報案，沒人管，如果能做到發現一個打掉一個就好了，但難度也相當大，現在網絡詐騙和傳銷都很隱蔽，取證非常難。”

　　李旭表示，最近媒體集中曝光、公安部也成立了專案組，如果這種打擊能夠長期化、形成長效機制，才能夠有效遏制類似的犯罪。

　　另外，近些年，很多傳銷通過注冊公司、宣傳造勢、請名人站臺、請媒體發軟文等方式為傳銷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其銷售模式仍然是傳銷式的，“比如我們最近曝光的第五季幸福城、眾愛聯盟等，現在規模已經非常大了，希望也能引起執法部門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