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隨著我國對非法傳銷活動不斷加大打擊力度，非法傳銷得到一定遏制，但其不斷轉變方式，名目更加繁多，渠道更加隱蔽，組織更加嚴密，手段更加惡劣，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為有效打擊傳銷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中更是進一步明確規定：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但在司法實務中，查辦非法傳銷案件還面臨著諸多問題。

　　一是難以查清全案事實，影響深挖共同犯罪。傳銷組織嚴密，一個級別的組織領導者只知道自己級別的事。下一級別人員對上一級別人員的情況知之甚少，所以難以提供有價值的線索，致使全案犯罪事實難以查清，影響深挖共同犯罪。

　　二是追訴標準不盡合理，實際操作難度大。當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標準要求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要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但在司法實踐中，很難認定行為人在傳銷活動中所處的層級，一般僅能以非法拘禁等犯罪行為對行為人具體實施的行為定罪處罰，而對非法傳銷行為本身卻無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是對“情節嚴重”情形沒有明確規定。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量刑上分為兩檔：第一檔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第二檔是對于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由于目前法律只對傳銷犯罪的立案標準有明確規定，對量刑情節中的“情節嚴重”或者“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刑法及司法解釋均未作出明確規定，導致實踐中操作性不強，影響了打擊傳銷活動的力度。

　　四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罪數形態尚未明確。傳銷活動具有多重社會危害性的特點，一些組織、領導傳銷者往往會對被騙來參加傳銷活動的人實施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犯罪行為。那么，對于上述犯罪行為是只能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還是應當對其進行數罪并罰？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沒有明確規定。

　　五是相關職能部門尚未形成合力。近年來，非法傳銷活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加大打擊力度尤為重要，但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如何銜接，仍然存在信息溝通不暢的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擔負傳銷行為規范管理職責的主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打擊非法傳銷的法律依據也主要是一些行政法規。如今，打擊非法傳銷活動已上升到刑事領域，如何在工商部門、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建立起聯合打擊傳銷的長效機制，是當前亟須解決的難題。

 

　　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為有效打擊傳銷犯罪，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加強立法工作。建議在刑法或司法解釋中對傳銷犯罪作出全面、具體的規定，使傳銷行為的定性、立案標準、構成要件、量刑條件等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如對傳銷的非法營業數額、交易方式、交易情況、非法傳銷的產品質量、“情節嚴重”的認定作出詳細的規定，為打擊非法傳銷活動提供法律依據，增強打擊非法傳銷活動的力度和效果。

　　明確罪數形態。對于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對被騙來參加傳銷的人實施非法拘禁、非法搜查、侮辱等犯罪行為的，可根據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僅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對參與傳銷人員實施故意傷害、殺人、強奸、搶劫、綁架等重度犯罪行為的，應當數罪并罰；對于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虛報注冊資本設立公司、偽造經營許可證或其他有關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的，由于其實質是以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為目的，犯罪方法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罪名的，屬于牽連犯，應從一重罪對其進行定罪處罰。

　　建立長效機制。由于傳銷涉及面廣、跨地域活動，因此，要建立相關部門聯動機制，形成打擊合力。基層工商所、公安派出所要發揮主力作用；明確街道辦事處、社區（村）在打擊傳銷工作中的責任；要把加強情報信息工作的觸角延伸到最基層，動員和鼓勵社區居民積極舉報傳銷窩點，使傳銷活動無處藏身。特別是公安、工商等管理部門，要協同作戰，相互配合，互通信息，對發現的傳銷活動，立即查處，堅決打擊，不讓其滋生蔓延。對構成犯罪的，要結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將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作為打擊重點，對于一般的傳銷參與人員則要采取行政處罰和教育相結合的措施。同時，還要加強對犯罪證據標準的研究，達成共識，提高案件辦理效率。總之，對涉案人員既要做到快偵快捕快訴快判，又要做到懲罰適當，重視教育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