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傳銷立法打擊迫在眉睫

    非法傳銷作為一種典型的經濟犯罪活動，具有侵害人數多、發展蔓延快、打擊處理難等特點，近年來更呈愈演愈烈之勢。基層公安部門反映，目前傳銷組織的黑社會傾向和“經濟邪教”的特點日趨明顯，對社會的危害日益加重，急需對非法傳銷進行立法，以加大打擊力度。

    山東聊城地處魯冀豫三省交界地，傳銷活動一度猖獗。聊城公安局東昌府分局在公安部“魯劍行動”開展以來，已受理非法傳銷案件１７７起，立案８１起，涉案總價值２４億多元，刑事拘留２６２人，其中逮捕１１６人，判刑６７人，勞動教養３６人，治安拘留６５人，避免和挽回經濟損失５４６萬元，端掉傳銷窩點５６７個，解救被傳銷團伙控制人員２４００多人，遣散１３６４０多人，偵破了在全國有較大影響的“３.１５”、“３.０１”等一批重特大傳銷犯罪案件。其中，“３.０１”傳銷大案是聊城公安局東昌府分局去年破獲的一起特大非法傳銷案，這個以“蝶貝蕾”化妝品為依托的傳銷網絡組織涉及全國６０萬人、２０個省，涉案金額高達２０億元人民幣，僅公安人員掌握直接證據的Ａ級頭目就有１０００多名，是迄今為止我國破獲的案值最大、參與人員最多的一起傳銷案。

    －－傳銷組織的黑社會傾向及“經濟邪教”特點日趨明顯

    據東昌府分局的辦案民警分析，目前，傳銷組織有向黑社會性質發展的傾向。傳銷組織對傳銷人員管理苛刻，誘騙加入時多采取威嚇手段，大多數傳銷人員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生活艱苦，由于經濟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造成人與人之間矛盾重重，存在大量誘發殺人、搶劫、傷害等惡性刑事案件的誘因。其中有一些成了傳銷組織最忠實的守護者和打手，有一些則結成“反傳同盟”、“傳銷難民營”等各種幫會性質的組織，以綁架、勒索等形式報復傳銷網絡中人，并將自己的不幸遷怒于政府，報復社會。有的傳銷頭目還與境內外的非法組織和黑惡勢力勾結，利用傳銷結成黑幫網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

    在東昌府區傳銷人員居住較多的許窯村，先后發生過兩起被騙者用砍刀追趕、砍殺傳銷人員的惡性案件，其中重傷一人，輕傷一人。２００５年，東昌府區連續發生了兩起傳銷人員圍攻公安機關的惡性事件，其中一次，傳銷頭目糾集了２００多人，一路喊著“我們要吃飯，我們要生存”的口號，將東昌府分局派出所一處警點圍住，大肆打砸搶，威脅公安機關將抓獲的傳銷頭目釋放。

    此外，傳銷組織的“經濟邪教”特點越來越明顯。據介紹，現階段，傳銷已不再是單純的逐利行為，其上課、培訓、分享、激勵等“洗腦”活動對人的世界觀、價值觀都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也被稱為經濟領域的“邪教”。他們通過構建傳銷網絡，并在網絡的無限延伸中傳播自己的傳銷宣傳，其內容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毒害至深。傳銷組織者通過對新參加人員培訓“洗腦”，來實施精神控制，他們宣揚“傳銷可以縮短人生奮斗歷程”，讓人追求一夜暴富；他們吹噓傳銷“不用車間、廠房、設備、不用費時費力”，讓人追求不勞而獲；他們標榜傳銷是“人幫人”、“團隊精神”，讓人以犧牲親情、友情和誠信為代價來追求金錢夢，使人沉溺于“發財夢”中不能自拔，并且不擇手段地大肆從事欺詐活動，以至倫理缺失、道德淪喪、夫妻反目、父子相向、親朋好友形同陌路，給家庭造成巨大傷害，給社會的文明與和諧帶來了嚴重危害。

    －－傳銷犯罪正在向全國蔓延

    據了解，現在傳銷犯罪活動已由以往的幾個重災區蔓延至全國，出現了形式多樣化、活動隱蔽化、手段網絡化、組織智能化和境外公司與境內網絡組織相結合、合法的載體與非法的形式相結合、小投入低門檻與大眾化參與相結合等特點。東昌府分局２００６年偵辦的“３.０１”案件中的“蝶貝蕾”傳銷組織先后分裂為貴州紅躍、深圳順業、天津天獅等多個傳銷網絡，其中“貴州紅躍”傳銷集團為了逃避打擊，與境外非法組織勾結，將網絡服務器安置在國外，遙控在大陸的傳銷人員。

    目前，傳銷已經嚴重威脅了各地的經濟秩序和社會治安。據東昌府分局的辦案民警武淑紅介紹，傳銷活動往往伴隨著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偷稅漏稅、走私販私、非法集資、非法經營、非法買賣外匯等大量違法行為，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稅收、金融、外匯等管理秩序。

    另外，由于傳銷人員多為來自偏遠地區務工人員、下崗職工、無業人員、青年學生，經過洗腦，這些人思想偏激，存在極大的投機心理和對正常社會管理秩序的對抗心理，一旦達不到預想目的，就會聚集鬧事。

    傳銷人員大部分居住在城鄉接合部，生活條件簡陋，且多處于傳銷組織的最下層，難以賺錢，有的就流入社會參與盜竊、搶劫等刑事犯罪活動。２００６年東昌府分局辦理的李道偉搶劫案中，３名犯罪嫌疑人因為在傳銷組織中難以維持生活，又不想通過勞動養活自己，就從河南安陽一路扒車到聊城，沿途多次實施搶劫，先后作案５起，其中造成１人輕傷。

    據辦案民警介紹，傳銷還使得我國的人力資源配置劣化。目前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價格上漲。而傳銷組織中的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的人恰恰是國家經濟建設急需的青壯年勞動力，有些還是生產一線極缺的技術工人，傳銷的發展蔓延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嚴重沖擊。２００４年，東昌府區傳銷犯罪活動最猖獗的時候，當時區內居住了３萬多傳銷人員，占全區總人口的３％，其中８９％以上為１８～４５歲之間的青壯年，這說明，僅在東昌府區的傳銷群體中就閑置了近２．５萬人的青壯年勞動力。

    傳銷使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更加貧窮潦倒。在傳銷人員中，許多是家庭式進入，他們變賣了牛、拖拉機和房屋等主要生產和生活資料孤注一擲，舉家加入傳銷組織，并且邀約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加入，結果基本都是血本無歸。

    ２００５年，東昌府分局解救了７名四川渠平縣傳銷人員，其中一人的堂兄弟以做海鮮生意為名將他們從老家騙來，為了實現發財致富的夢想，他們將家中的房屋、牲畜變賣，將土地出租，換來的錢全部投入傳銷。做了半年，到被解救時，連吃一頓飯的錢都沒有了。

    在東昌府分局遣返的傳銷人員中，有一名河北籍大學生被同學誘騙洗腦后，先將其妹上大學的７０００元學費騙到手投入傳銷網絡，又將其妹從大學里騙到傳銷組織。其家人為了尋找姐妹倆人，變賣了糧食、房屋，正在讀高二的弟弟也因此輟學。

    －－立法打擊傳銷迫在眉睫

    面對傳銷犯罪迅速發展、愈演愈烈的態勢，基層“打傳”的公安人員反映，目前的立法已不能起到有效打擊傳銷犯罪的作用，建議盡快對傳銷犯罪立法，加強區域間協作打擊，加大對傳銷犯罪分子的打擊力度。

    聊城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副支隊長李鵬反映，非法傳銷活動嚴重侵害消費者利益，破壞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但刑法對其并沒有明確地界定。目前，打擊傳銷犯罪的法律依據僅僅是１９９８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７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銀行《關于嚴厲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的意見》、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的批復》以及《禁止傳銷條例》。在這些法規及司法解釋中，只是將非法傳銷犯罪活動按照非法經營罪（《刑法》第２２５條）第４項進行處罰。對于如何界定非法傳銷行為的“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沒有明確規定。

    聊城公安局東昌府分局經偵大隊大隊長李斌說，立法的闕如讓他們在司法實踐中很難把握尺度，法院在執行起來只能依照各自的理解來操作，以致各地對非法傳銷的審判情況各不相同。

    ２００５年東昌府分局抓獲的傳銷頭目牛文華，其非法經營額達３００萬元，東昌府區法院判處其兩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而與其同案的莫淑英，是牛文華的上線，又是山東省的總代理，涉案達２０００多萬元，還涉嫌洗錢罪等多項罪名，卻被濟南市人民法院判處４年有期徒刑。

    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到目前為止，判處傳銷犯罪人員６７名，其中最高的刑期為４年。李斌說：“傳銷犯罪如果以非法經營罪來量刑處罰，就會“罰不及罪”，與其危害社會的罪行極不相當，嚴重削弱了法律的打擊、震懾能力，使得法律震懾效果不明顯，這與立法本意是相違背的。”

    ２００５年東昌府分局辦案民警經過十余個月，行程數萬公里，在重慶抓獲 “３.１５”羅國文特大傳銷案中“傳銷教父”羅國文。羅國文操控１０萬多人的傳銷網絡，傳銷人員遍布全國１０多個省市，涉案達３億多元，也僅僅被判處二年六個月的刑期。

    由于處罰輕、犯罪成本低，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一些傳銷骨干分子刑滿釋放后仍繼續從事非法傳銷活動，出現“打而不絕”的現象。東昌府分局辦案民警武淑紅反映，傳銷團伙高層人員總結出一套對付打擊的“經驗”：他們首先隱匿證據，再就是轉移非法所得的財產，而且隱匿得比較隱蔽，無從查找。一旦被公安機關抓獲也拒不交待其財產的隱匿場所，即使被判幾年刑，刑滿釋放后還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基本上“毫發無傷”。

    基層公安機關認為，目前設立傳銷罪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自１９９８年以來，我國先后數次制訂政策、法規規范直銷、傳銷市場，取締、打擊非法傳銷活動，２００５年《直銷管理條例》和《禁止傳銷條例》的頒布實施，使我國的打傳斗爭進一步走上法制化的軌道。基層一線執法單位，也積累了豐富的打傳經驗，擁有一大批熟悉傳銷犯罪的辦案人員。人民群眾對傳銷的危害也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可以說，我國已具備了這一立法的法律、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