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的青春：想往高處走 卻向低處流 (1)

關鍵字：青春 往高處走 向低處流

      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持續多年后，一個新的群體態逐漸浮現。他們中的一些人聚居一處，彌漫著消沉和無奈的情緒。而社會要做的：如何讓他們看到未來。

“高知”貧民村調查

      在北京，這個在社會學上被命名為“新失業群體”，開始越來越龐大，并且在北京的周邊地區，逐漸形成一個個群落

      太陽一往西移，唐家嶺就開始擁擠不堪。保持著幾分鐘一趟的速度，一輛輛公交車，猶如卸貨一般，將滿車廂的乘客吐了出來。本來就只夠兩輛車并行的街道上，瞬間便全是人。路邊的攤販開始起勁的叫賣在渾濁的空氣里已經無法分辨出味道的熟食來。

      這是北京市海淀區最靠邊的一個村子，隸屬西北旺鎮，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再往西一點，就是昌平區的地界。

      不過李竟沒有上班，下午五點半，記者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離站臺不遠的一個熟食棚里，埋頭狼吞著一碗牛肉面。從早上吃了一個烙餅到現在，他連午飯還都沒吃。

      此時，和他住在一起的黃玉清還沒有下班，一墻之隔的羅平與胡小杰剛剛在中關村擠上公交車，一個小時后將到達唐家嶺。

      這是李竟一天中差不多最舒服的時候，夏日的溽熱即將退去，而吃飽了肚子，已經在屋里窩了半天的他，渾身的勁就都來了。

“吃飽了，一天的窩囊勁就都散掉了。”他說。

落腳唐家嶺

      李竟在屋里已經窩了快兩個月了。在離唐家嶺車站站臺大概三四百米的距離一溜鐵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邊的間，李竟就住在那里。

      就在這個被李竟強調是“住處”、而不是“家”的地方，他已經住了整整一年。這也是李竟大學畢業后一直呆著的地方。

      一年前的7月1日，從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卷著4年前入學時學校發的一床被褥，一個臉盆，一個揉巴著幾件衣服的皮箱，幾捆合不得丟的書，李竟來到這里。

      年紀輕輕的他，提起往事，已有不堪回首的唏噓。

      今年24歲的李竟來自河南安陽農村，2002年考上了中國農業大學。盡管當時，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19％，但是對李竟來說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根據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衛宏當時對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河北科技大學等院校的實證研究，全國平均城市萬人錄取數是農村的4.25倍，城市享有的高等教育機會遠遠高于農村，差距極為明顯。

      4年大學生活，李竟和絕大多數同學一樣，過著“三點一線(課堂一宿合一食堂)”的生活。

      和高中時對大學的想象很不一樣，等到李竟上大學時，有關大學生跌落凡塵的故事已經遍布于社會。從殺豬賣肉，到賣冰糖葫蘆、烤羊肉串，“天之驕子”的光環已經不再惠顧這一群體了。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負責人說，大學生定位為普通勞動者。

      李竟回憶說，“學校里當時議論紛紛，我從報紙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句話說現在的大學教育：收費精英化，就業大眾化。”

      這已經是大學生就業難在中國上演若干個年頭之后的事了。

      自從1998年中國高校開始擴招，到2002年左右，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就一年勝過一年。

      根據2006年12月份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7年，中國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口將超過2500萬人，而新增的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一共只有1000萬個。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114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調查表明，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僅占新增就業崗位總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萬高校畢業生等待就業。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生。

      緊箍咒是從一入學就戴在每個同學的頭上的。

      李竟說，我原本是滿懷理想、壯志凌云的，以為上了大學就可以如何如何?但是入學的第一天，—個師兄就告訴我們，好好學習，希望將來能夠找個好工作。

      不過，這些并沒有太影響李竟，甚至在2006年開學不久，學校就業指導服務中心還曾經專門組織過一次關于大學生就業的講座，一個專家在臺上講，“現在的就業形勢是：好工作就業單位不要人，賴工作大學生不愿意去。”他說，大學生就業，應該放低眼光，著眼長遠。

      李竟當時甚至覺得好笑，因為那個時候，他參加了研究生考試，正在等考試結果。“我當時就想，我都考研了，著眼還不遠嗎?”
     
      就在這個時候，團中央、教育部“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又組織大學生到西部去。任期結束，他們能夠享受考研加分等優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0名大學畢業生，到郊區擔當村黨支部書記助理和村委會主任助理。

      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準備，并未太放到心上。

      但是，到2006年的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極為被動。他突然發現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難堪的事情。那兩三個月里，盡管每天早起晚歸，在中華英才網的求職欄里，他也不知發過多少電子郵件(“反正每次都很簡單，復制粘貼，然后發送。”他說。)，面試次數連自己也數不清，但真正有意向簽約的卻屈指可數。曾經有一家公司，答應了和李竟簽，但是李竟稍微猶豫了一下，因為他覺得也許還有更好的機會。但等到他決定去簽的時候，那家公司卻因為在約定的時間里他未到而另招了他人。

      按照規定，到了7月1日，畢業生都要離開宿舍。之前，離別時刻的發泄都已盡興：拼酒、摔酒瓶、酒醉痛哭，散伙飯也已經吃過，離校成為必然，而找一個住處則成為了當務之急。

      在唐家嶺一帶找地方住就成了必然的選擇。“我當時還想再考一年研的，那里離農大不太遠，以前黃玉清在那邊住過。”黃玉清并不是中國農業大學畢業的學生。他和李竟來自同—個地區。在民辦高校中國軟件學院讀書期間，他有一段時間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唐家嶺一帶。那時，一間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150元，很多年輕人都還住在東北旺，那里離中關村更近。上地軟件園那時也還沒有完全建成。但是，兩年之后，同樣的房子已經漲到300元。

      卷著鋪蓋的李竟在黃玉清的帶領下，在唐家嶺住了下來。

群落正在形成

      羅平與胡小杰也是大學生。不過一個是大專生，—個來自某所并不出名的民辦學校。他們比李竟還要早住進這一溜兒平房。四人均來自農家。

      在李竟住進后不久，只有一墻之隔的他們就混熟了。“有時候有事情我們懶得敲門，直接捶墻。”胡小杰說。

      相比于黃玉清、羅平、胡小杰等人，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的李竟還是顯得有些特殊。“畢竟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說出去好聽一些。”

      但是很快，李竟便不愿再在人面前提及自己畢業的學校了。李竟開始打算邊找個臨時工作干著，邊利用空閑時間準備考研，“畢竟考過一年了，不需要一開始就專門來準備。”于是，在黃玉清的介紹下，他到中 關村找到一份賣電腦的臨時工作。底薪800元，按銷售利潤提成15％。但是一個月后，李竟顆粒無收，竟然連一臺電腦也未賣出。“還是太面，見到生人張不開口，更重要的是他不會和別的人一樣去搶生意。”同在一起賣電腦的黃玉清說。

      就在賣電腦期間，李竟又認識了在海龍電子城站柜臺的程娟，不過，她并不是大學生，她高中畢業后就跟著叔叔出來了。

      當時，他們正找房子，李竟熱心地告訴他們唐家嶺的情況。于是他們搬到了唐家嶺。在那里，出租求租的牌子與紙條到處都是。

      而程娟在找合租伙伴時，碰到了女孩“素素”。

      再加上原本住在這一溜鐵皮房子的一些人很快都混熟，這個圈子在唐家嶺越來越大。

      記者詢問到底有多少熟人在這附近，李竟想了想說，“都是年輕人，不下四十人吧。”

      這是唐家嶺四五萬外來人口中的幾個。而本村村民，才三千多人。正是這些外來人口，成就了每天上下班時，唐家嶺街道黑壓壓一片的局面。他們，基本都是年輕人，每個人都在唐家嶺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交往圈。

      而大學生，成為了這個群體里面比重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人。

      不過，李竟并沒有和他熟悉的這近四十人很頻繁的來往。下班后，更多的時候，他窩在屋子里看書，這使得他與眾不同。而更多的年輕人，則到街道上四處逛。那里，音響和叫賣聲混成一片。

      李竟經常與大家見面的地點是在唐家嶺公交站的站臺。即使是失業之后，窩在家里，“每天連午飯都懶得去吃”，李竟還是會在唐家嶺的街道上出現。

      隔三差五，他會碰到一些同病相憐者。羅平也曾失過業，在那段時間，懂一些技術的他做過一段時間的電腦修理工。這使得他接觸到更多居住在唐家嶺街道一線的年輕人。以后經常在街道上碰到了，大家就會招招手打個招呼。

      不過，電腦修理工，這仍然不過是個短工。在李竟認識的那些年輕朋友們中，絕大部分都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也不乏車輪戰般的換工作者。

      導購、營業員、餐廳服務員、業務員……甚至散發廣告傳單，李竟還一度嘗試找家教做。按照行情，每個小時能夠有30~50元的收入。他甚至曾經貼出條，表示愿意家教和家務一起做，但是最后沒有人找上門來。

      他所做的都是些臨時性的活兒。這些臨時性的活兒，在大家眼中，本來就不算是工作。好在，每個月都有些收入，而且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夢想，大家也都相信，夢想總有實現的一天。

      盡管在唐家嶺，這里的生活環境算不上好。然而其優勢也是明顯的。首先，這里生活成本遠較市內低。在遍布于這條街道的二元店、三元店里，很多生活日用品都可買到。就是吃食，譬如牛肉面，別的地方賣五元，這里賣三元。

      更重要的是，這里離中關村、上地軟件園都在一個小時的車程范圍內。從2006年，北京公交降價后，拿著公交卡，只要花上四毛錢，他們就能夠坐上一兩個小時的車，到需要去的地方。雖然有時候也很費時間，但是對這群人來說，最不值錢的就是時間。更何況，就在北京的上班一族里，還有很多人得坐兩個小時的車才能趕到工作地點，對于居住在唐家嶺的人來說，他們實在是幸福多了。

失業后的困頓

      到了晚上七點半，羅平與胡小杰都回來了。記者約李竟等人一起吃夜宵。在狹窄的唐家嶺街道的兩側，一到晚上，長龍般的大排檔就擺了出來。

      為了招攬顧客，大排檔的一面是電視，正放著東北二人轉。一個光膀子的老頭正和一個老婦女插科打諢。一大群人一邊喝酒一邊大笑。

      就在坐下的時候，李竟斜了一眼，輕聲簡潔地說：俗!不過，和著毛豆、花生，幾杯啤酒下肚，李竟的話開始多起來了。在唐家嶺的日子并不讓人快樂，總有來自外界的很多壓力，“使人憋悶”。

      自從畢業，李竟就沒再回過中國農業大學。一次，同班同學在聚會，李竟也興沖沖地前去參加。分別數月，同學見面分外親熱。但是，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同學之間的差別就已經出現了。有如李竟般無業卻正在準備考研的，也有很快就進入社會角色，在社會上頗有大展拳腳之勢的。分別時，一位北京本地的同學開著轎車，“走，帶你一程。”那個同學說。“不，我自己轉轉就回去了。”李竟幾回絕。但是存回去的路上他心里卻堵得慌。于是忍不住給家里打了一個電話。電話是大姐接的。

      問了幾句家里的情況，大姐便開始問他的狀況。“總不外乎我怎么樣有沒有錢用這些話，那時我就在唐家嶺這邊窩著，什么事情也沒有干，但是我得告訴家里我很好，有事情正在干著。”李鏡后來說。

      電話隨后轉到鄰居家小孩手里：李竟哥，我再過兩個月就初中畢業了，想出來打工，你在北京這么多年，能不能幫我介紹一份工作啊?

      李竟一下子愣住了。不過他馬上接茬，“好，等到有合適的工作我給你打電話。”

      無論怎樣，在老家，他是大學生，家里的臉面是要顧著的。但是壓力卻始終在。經濟壓力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

      在唐家嶺住了三個月后，從來不會理財的李竟開始理起財來。他把自己的每一筆收入都一一記在一個小本上。

      拋開每個月和黃玉清平攤的300元房租和六七十元的水電費，個人的消耗實際上并不高。為了省錢，他們自己做飯吃，雖然是單間的房子，但是房東在出租房的一角擺置了一些廚具，再添加一些碗筷，自己做飯，每個月的生活消費都能夠控制在200元以下。這就意味著，不出什么意外，一個月四百元，李竟就能安然地度過。

      但前提是，他能夠有點事情干。“而且，我沒有辦法做到那么節省。”他說。

夜      宵后的結賬很快成了一個注腳。原本是記者說明請客的，但是吃罷，當服務員拿著賬單過來時，李竟竟然和記者搶著付賬。四個人，喝了四瓶啤酒，吃了很多毛豆和花生，花了五十多元錢。

      但是，剛剛走出大排檔，一個女服務員追了出來，“喂，你們給錢了沒有?” 李竟的臉一下子紅到脖根。在收錢的服務員回應“付過了，付過了”的同時，他拔腿就走，就這樣低著頭，一直走了很久，他的話才又多起來。

      夜晚的唐家嶺備顯熱鬧。大貨車貼著人呼嘯而過，烤羊肉串架子上煙火繚繞，音像店里搖滾四起。再加上尚未退盡的溽熱，街道上一片熱氣騰騰的景象。李竟領著記者在人群里穿梭，嘴里開始不停地說話。在一個路口，他突然停住了話頭，頭抬得高高的，徑直往前走。那里，一家成人保健商店，正虛掩著簾子。旁邊是一個美發廳，穿著露臍裝的女郎高挑著腿在微笑。

腹背受困的群體

      對于李竟這樣失業的人來說，最難過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艱難與壓力。“每個月有幾百塊錢的收入倒不是很難，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無所謂，周圍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獨面對前途，讓人很難受。”

      在搬到唐家嶺后不久，李竟和黃玉清、胡小杰等人就曾討論自己的命運與出路。開始，考研是李竟的希望，但再次考研失利之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算考上研究生又如何呢?很有可能也只是(失業)緩期執行。”

      開始的時候，沒有工作，李竟覺得是自己的機會沒把握好，因為考研失去了機會。畢竟，同學中間也還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還很不錯的。他也曾自責：大學期間為什么就沒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觸呢?為什么沒有多考個證呢?他甚至有過一段時間的絕望期，“那個時候我就在想，可能確實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當他在唐家嶺住下來，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和自己一樣時，心底里的疑惑便與日俱增。他清楚地記得學者孫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在那篇文章中，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分析說：越來越大的城鄉差距是大學畢業生擠在大城市、造成就業結構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過回家鄉所在縣城找工作的想法，一個選項是去教書。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個表妹師范畢業，通過各種關系、花了一萬多元，才進了鎮里的一個小學當老師。在那邊，各種政府機構人浮于事，而企業，更是沒有多少有生機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沒人要。在北京念的書，好歹還認識一些同學和老師，在老家那邊，我什么關系也沒有。”

      對孫立平提出的“新失業群體”，他很快就對號入座。“我們也是弱勢群體，沒有話語權。”他說。

      但是，在北京又將如何呢?

      跨過污水縱橫的小道，李竟帶記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在不到十平米的一間小屋子里，上下層的鐵架子床，兩張木桌上放著洗漱用具，公共廁所的臭氣從一一邊傳了進來。

      “你家里收拾得很干凈啊!”記者說。這句話馬上得到李竟的糾正，“住的地方，哪能稱家呢?”

      這又是一個在夜宵時曾經延續的話題。當時，記者問到：萬一考研又不成，那你以后怎么考慮?李竟回答說，“不知道，先就這樣呆著吧。”說罷，他猛喝一口酒，一時給嗆著了，劇烈地咳嗽起來，竟把眼淚都咳了出來。